區塊鏈:中國證券報：數字貨幣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數字化之路是正確選擇

本文來源：中國證券報

作者：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宏觀分析師陳達飛

從商品貨幣演化到信用貨幣，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集中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那么，數字貨幣能否解決，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造成的失衡問題？發行數字貨幣能否成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方式？

人民幣數字化與國際化

中國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發行主權數字貨幣的國家。當前的共識是，它是對現金的替代。從目前的設計方案和定位來看，主要影響的是交易清算環節。

中國證券報：虛擬貨幣強監管信號不容忽視:中國證券報今日刊文《虛擬貨幣強監管信號不容忽視》。此前我國監管部門多次強調，任何為中國居民提供虛擬貨幣交易服務的個人或交易所均涉嫌開展非法金融活動。從近段時間看，對虛擬貨幣的監管愈發嚴格。在去年《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出臺后，參與虛擬貨幣交易的一些行為還可能涉嫌違法。因此，投資者應重視此次監管部門釋放的監管信號，摒棄僥幸心理，保持頭腦清醒，正確看待虛擬貨幣，維護好自身財產安全。[2021/5/21 22:27:41]

從消費者的角度來說，DC/EP并沒有多大的顛覆性可言，無非是繼續用支付寶/微信/銀聯，還是直接用數字貨幣錢包。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含義，即發行數字貨幣，是否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聲音 | 中國證券報：人工智能和區塊鏈重塑未來金融形態:1月11日，中國證券報刊文“人工智能和區塊鏈重塑未來金融形態”。文章表示，如今，人工智能技術和區塊鏈技術將給金融行業帶來更為重大的挑戰和機遇。這樣的挑戰可能導致兩種結果：一是新技術被融入傳統業務，從而實現信息化水平的升級，進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二是新技術徹底顛覆傳統業務。人工智能技術和區塊鏈技術能否徹底顛覆傳統金融業務，將取決于技術的成熟程度和應用深度，有待于人們進一步觀察。[2020/1/11]

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厘清：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是什么？是技術，或者是貨幣形態嗎？如果不是，國際化在多大程度上與技術相關？筆者認為，數字化無疑有助于國際化，但這種正向關系是否顯著，還不太確定。用計量的語言來說的話，如果以國際化為因變量，以數字化為解釋變量，做一個回歸，那么假定數字化的beta系數為正，我們更想知道的是，數字有多大，它是否顯著？這兩個維度，都還是一個問號。筆者的觀點是，技術對于人民幣國際化是次要因素。

聲音 | 中國證券業協會黨委書記：區塊鏈等新技術運用將改變資本市場投融資生態:11月22日，由中國證券報主辦的以“聚焦深化改革 證券業再出發”為主題的2019證券業高質量發展論壇在北京舉行。安青松認為，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技術運用將改變資本市場投融資生態，引發證券公司業務形態和發展格局新變革。目前，行業正面對革命性挑戰，但同時亦面臨歷史性機遇。（中證網）[2019/11/23]

判斷一國貨幣的國際地位，可從其在交易、結算、儲備、定價等維度進行評估。最近10年中，人民幣國際化一直是一個被廣泛探討的話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有序推進，也取得了諸多成就。如2015年12月1日，IMF宣布將人民幣加入SDR，且權重僅次于美元和歐元，超過日元和英鎊。但迄今為止，人民幣的國際化水平仍然較低。

聲音 | 中國證監會原主席：中央局集體學習會議沒有提“數字貨幣”這個詞，但不代表它不重要: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證監會原主席肖鋼圍繞中央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區塊鏈技術談了自己的幾點學習體會：一是會議很及時；二是會議給近年來發展較慢的區塊鏈技術極大的鼓勵；三是區塊鏈技術的引導和規范很重要。肖鋼還提出了幾點建議：一是這次會議沒有提“數字貨幣”這個詞，但不代表它不重要；二是金融監管部門應對區塊鏈在金融領域的應用給出一個清晰定義，以更好地規范發展，杜絕亂象；三是未來數字金融時代，我們要有預判，可能會出現一些新型的金融機構，他們該如何監管是擺在當前比較急迫的事情；四是區塊鏈技術在資本市場有廣泛的應用前景；五是區塊鏈在供應鏈金融中的應用比較廣；六是要加強投資者教育。（人民政協報）[2019/10/30]

數字化之路是正確選擇

從最新數據來看，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占比為41%，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達到43%，在全球儲備資產中的占比達到62%。綜合來看，金融危機之后，美元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雖有加強，但仍然處在一個與中國綜合經濟實力不相匹配的低水平。這說明，即使是金融危機也未撼動美元的霸權地位。

19世紀末，美國工業總產值已超過英國，但美元依然弱勢。一戰和二戰沖擊了歐洲，美國是兩次世界大戰唯一的贏家。一戰后，美元迅速取代英鎊，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由史觀之，美元之所以能在較短時期內取代英鎊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原因是英國在貨幣制度選擇上犯了大錯，致使英鎊失去了“錨”的屬性。二戰后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強化了美元的權威地位，最終確立了美元霸權。1971年，尼克松關閉黃金窗口。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瓦解，美元霸權反而再次得到強化。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亦是如此。可見，貨幣有著極強的網絡外部性，贏家通吃，在位優勢非常明顯。這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力。

美元國際化的經驗顯示，一個國家的貨幣能否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重要的不是其做對了什么，而是別人做錯了什么。筆者認為，在人民幣的國際化重要事項排序中，最重要的是美國和歐洲做錯了什么，居中的是中國自身做錯了什么。中國要少犯錯，同時還要努力做正確的事。

少犯錯的第一個體現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個基本原則是，匯率是工具，而非政策目標。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改革任務之一。

少犯錯的第二個體現是，遵循市場化的先后次序，謹慎開放資本賬戶。在資本賬戶開放的過程中，逐步建立風險隔離和緩沖機制，針對不同性質的資本流動，有的放矢，穩步推進，結構化調控。當然，調控政策也應該以市場化為主導，一個可選的措施是托賓稅，盡量減少量的措施和行政干預，因為實證經驗顯示，市場化的調節措施造成的扭曲較少。

所謂正確的事，筆者認為，由于當前貨幣體系的僵化和弊端，走數字化之路，無疑是一個正確選擇。縱觀貨幣演化史，從商品貨幣到信用貨幣的演化，貨幣自身的價值屬性不斷向交易的便利性妥協。然而，帶著降低交易成本之使命而降生的貨幣，反而成了增加交易成本的源頭之一。這不僅體現在國際經濟和金融交易活動中，還體現在金融危機、安全性和保密性上。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美元”體系——在便利交易的同時，也加劇了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結構性失衡。至今，“特里芬難題”仍未解決。中國央行若率先發行數字貨幣，或許是一條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可行的方式，因為這會提升交易的便利性。當然，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技術要素并不是人民幣能夠成為國際貨幣的主要因素。

筆者認為，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更多的是著眼于國內因素，因為這是大勢所趨，而且數字貨幣確實有諸多優勢。而人民幣國際化，更多時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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