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特幣:央行數字貨幣與反洗錢 你怎么看？

商務部在今年8月14日印發的《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而就在幾天前，深圳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正式落幕，中國數字貨幣在深圳打響了“第一槍”，1000萬元的紅包雨最終由47573人成功領取。這也是數字人民幣首次大規模向公眾開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6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CBDC）工作小組；其后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風暴，各國都加快了對數字貨幣的金融體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聯儲與韓國、澳大利亞、巴西等九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我國數字貨幣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這次卻都被排除在外，這些彌散著“數字貨幣冷戰”氛圍的形勢，都推動者我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逐步落地。

聲音 | 銀之杰：一直持續關注央行數字貨幣發展 將不斷探索新利潤增長點:2月24日消息，銀之杰（300085.SZ）在接受投資者提問時表示，公司一直持續關注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以及基于數字貨幣衍生的數字金融的創新應用和市場機遇，并將不斷探索新的利潤增長點，努力為公司股東、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投資價值。[2020/2/24]

而本文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數字貨幣發行，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會帶來何種影響？

問題引入

我們都知道，官方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認定一般是：認為其易滋生資本外逃、貪污腐敗、地下經濟等問題；價格波動大，難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由于其具有隱蔽性、匿名性，在作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資標的時，很容易引發犯罪。由2013年我國央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以及2017年相關部門再次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以下簡稱公告），可見一斑。

動態 | 深圳政協委員建議在深圳設立央行數字貨幣離岸業務在岸交易中心:記者從深圳市政協獲悉，多份提交市政協六屆六次會議的預提案，將圍繞“金融科技”從總體規劃、技術生態、人才培養等各個角度獻計獻策。

政協委員郭建、胡翔海則圍繞深圳開展央行數字貨幣國際貿易商用試點給出了自己的預提案。建議對深圳市內重點進出口企業進行數字貨幣配額，開展以央行數字貨幣結算的進出口貿易試點工作。建議在深圳設立央行數字貨幣離岸業務在岸交易中心。

政協委員李寧在預提案建議里提出深圳要強化金融科技創新先發優勢，建設大灣區金融科技創新示范區。（深圳商報）[2020/1/9]

而與此同時，在我國央行推行數字貨幣（DC/EP）的宣發中，卻認為這樣一種數字貨幣有利于滿足反洗錢、反恐怖等的監管需求。究竟為何產生這樣完全相反的結果，進行如下解讀。

聲音 | 證券時報頭版評論：央行數字貨幣落地需排除多重障礙:證券時報頭版評論文章稱，央行數字貨幣的訴求是什么？降低交易成本？這個姑且認為所有的“幣”都可借助技術實現，盡管事實上并不一定。突破疆域界限，讓人民幣在世界上暢通無阻？那它到底是采用比特幣模式還是Libra模式？它與傳統人民幣是什么關系？如果像報道所說是為了取代M0，那它與普通電子貨幣相比優勢在哪里？驗證和結算采用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如果采用中心化其創新價值何在？央行數字貨幣要想實現，首要是明確訴求，上述所有問題都必須得到清晰回答，結構設計中相互矛盾的目標也必須排除。央行數字貨幣構想如能盡早公布，不僅有助于廣納意見予以改進，而且有助于真正面世時的推廣和應用。[2019/10/29]

兩者顯性不同之處

聲音 | eToro首席執行官：央行數字貨幣不可避免:eToro首席執行官Yoni Assia表示，央行數字貨幣不再是“是否”的問題。相反，問題在于“中央銀行將在何時何地啟動其數字資產”，這種發展“不可避免”。他還表示，“我相信區塊鏈技術將促進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轉移，而不是從一群人轉移到另一類人，而是從私有數據庫到公開可用的分布式賬本。”Assia最后指出，盡管Facebook的天秤座人受到了很多挑戰，但該項目已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019/10/24]

發行方式不同

央行數字貨幣遵循“央行——商業銀行”二元框架，實際上和紙幣的發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選擇兩元體系，不僅考慮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銀行存款，導致金融脫媒的問題，還是大額吞吐帶來的必然要求。而這有別于比特幣、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點，實際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礎上，DC/EP數字錢包的設計可以進行分級和限制額度的安排。比如級別較低的錢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額支付需求；而經過身份認證、電子貨幣資產核實的賬戶，就可以獲得更高的額度與權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體來說，數字貨幣使用“一幣、兩庫、三中心”的架構是一種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質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幣”是指央行擔保發行的DC/EP token，“兩庫”是指央行的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三中心”則是指登記中心、認證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

針對作為DC/EP發行、流通技術保障的“三中心”，登記中心負責記錄發行、轉移和回籠全過程的登記；認證中心負責對DC/EP用戶身份進行集中管理，這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數據分析中心通過對支付行為的大數據分析，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的監管需求。

這也是在交易匿名與反洗錢等監管中的一個權衡。通過大數據進行反洗錢、反逃稅、反恐怖融資，雖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數據可以識別出一些行為特征，從而鎖定真實身份。具體的例子如電信詐騙，識別特點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錢集中到一個賬戶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開，消失在眾多賬戶中。大數據識別、鎖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術優勢

颯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過相關案例，原告通過固定可信時間戳而固定了電子證據，進而證實了證據的真實性。實際上，在當下互聯網興盛的當下，電子證據的采集使用，也越來越受到法院的重視。

而自帶時間戳的技術優勢是數字貨幣體系的一個必然。每一分錢都自帶從出生時起的詳細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時間和交易對手方等，無論如何混同，都可以順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隨著數字貨幣普及率升高，洗錢罪的發案率必然會下降。

寫在最后

以Libra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旨在創建一個全球穩定幣。其以銀行存款與短期國債為抵押資產，同時采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一方面，這種全球穩定幣在降低貨幣發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優勢，另一方面也會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較大的沖擊。

因此，2019年Facebook聯合全球26家企業發布Libra白皮書，直接挑戰各國央行貨幣主權，受到了歐美各國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發布的白皮書2.0中錨定單一法幣（美元）后，就一下子鋪開了，也進而使美元的霸權地位更加強勢。

面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推出已經勢在必行，積極運用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發揮建設社會的作用，才能站在這個時代的舞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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