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段永朝：深度理解元宇宙：從Cyborg、OBE、MEME說起

2021年度的最熱網絡詞匯元宇宙，還會在2022年熱一陣子。

短短半年時間，元宇宙攪動商圈、資本圈、媒體圈，一大波新公司誕生，一大批元宇宙圖書出版，我收到的就有趙國棟、易歡歡等《元宇宙》、《元宇宙通證》，于佳寧、何超的《元宇宙：開啟未來世界的六大趨勢》等。

朱嘉明老師在去年6月份發表的長文“元宇宙和后人類社會”，很好地梳理了“宇宙學”這一西方文脈中重要的思想淵源，講述了基于VR技術的元宇宙來龍去脈，解析了元宇宙思想的哲學基礎和未來面臨的6大挑戰，是難得的精彩文章。

這些睿智之作，令人受益良多。不過我總覺得好像缺點什么，也還沒完全想好，姑且以三個關鍵詞為引，談幾點我自己的粗淺感受，向各位大家請教。

Cyborg，賽博格

這個詞大家都很熟悉，很多人認為出自美國人類學家唐娜.哈拉維之手，也就是她1985年發表的《賽博格宣言》。其實這個詞語真正的提出者，是當時在美國紐約的羅克蘭醫院醫學中心的兩位研究員：首席科學家克萊恩斯和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

1960年9月，他們在美國《航空雜志》上發表了“賽博格與空間”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認為與其在太空中為宇航員提供“仿照地球的生存環境”，不如用生物機電技術改造人的機能。這在美國航空航天局成立不過2年，美國開展太空探索的初期，無疑是一個大膽的構想。

兩位作者提出的Cyborg構想，將生命有機體與“外源性生物機電裝置”連接起來，改善和調節生命體所需要的生存條件，以及血液、生物酶、循環系統、平衡系統、感知環境，甚至精神性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克萊恩斯本人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音樂家、鋼琴演奏家，是最早一批運用計算機模擬技術，研究和構造人的感知循環的學者，1960年就發明了一臺便攜式筆記本電腦，造價高達一萬美元，用于提取生理電信號，研究大腦神經元的活動；克萊恩則是“精神藥理學“的開創者，曾與團隊開發出治療高血壓的利血平，以及治療抑郁癥的異丙煙肼類精神藥物，兩次獲得拉斯克獎。

克萊恩斯和克萊恩，兩位學者在60年代研究“生物-機電復合體”并非孤例。上世紀40-60年代，美國電子、控制、信息和神經生理學術界和工程界，舉行了一系列的小型研討會，極大地促進了這一領域原創性思想的深入和擴散。

比如，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季，控制論創始人、美國數學家維納為了深入探索“通信”這一術語在不同學科的理解和應用，把通訊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界的人組織在一起，在波士頓地區舉行“星期二晚餐會”，參加這一聚會的，有當時的MIT電氣工程系教授威斯納、有利克立德，有數學家、哲學家、心理學家、工程師、聲學和神經生理學家等。正是這樣的討論會，形成了控制論的三個核心思想：系統、反饋、人機關系。

維納當時的思想，傾向于將機器擬人化，比如傳感器對應人的感官，控制執行機構對應人的神經系統、運動器官；人機交互，對應通信的基本過程，輸入和輸出。

對控制論的理解，可以說從一開始就微妙地劃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機械主義；另一個是認知主義。前者將人理解為機器，致力于用還原論的數學物理工程方法，試圖發現有機體的結構和運動機理，轉而用機械方法重構有機體。后一種則將有機體視為黑箱，致力于從信息通信、行為交互的角度，建構有機體的行為范式，轉而用控制論的方法建構有機體-機器的可控的模型。

再比如，紐約梅西基金會在1952年3月舉行的梅西會議。與會者包括人類學家貝特森，他的妻子、社會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神經生理學家羅森布魯斯、與維納共事研究防空預測項目的畢格羅、以及英格蘭巴恩伍德療養院的阿什比等。其中阿什比和貝特森是值得關注的兩位，也是“被遺忘”的兩位先驅。

阿什比早年開發的“同態調節器”，充分展示了他對“人機交互”的深刻理解。他認為，“同態調節器既是系統，又是環境”；貝特森贊同這一點，認為“大自然并不會把有機體和環境區別開來”。

阿什比認為，“大眾所神往的控制論想法是錯誤的，它不是關于思維的機械化設備。判斷一臺機器是否有資格成為大腦的關鍵指標，并不是這臺機器是否具備思維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夠作出某些行為。”貝特森在他的著作《朝向思維生態學》中寫道，“思維并不是存在于人的頭顱之中，而是存在于整個系統中：思維內在于這個更大的系統——人類與環境共同組成的系統。”

不知為何，維納并未參加梅西會議。但從梅西會議透露出來的信息來看，這是與“控制論”字面含義完全不同、更具有深度的思想，即“人-機共同體”的思想。這一思想，我認為也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具身性智能概念崛起的先驅，甚至是這一波人工智能再度興盛的思想源泉。

進入80年代后，微型計算機進入了“圖形用戶界面”時代。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個轉折點的始創者是美國施樂公司的帕羅阿托研究所，以及喬布斯設計的蘋果麥金托什機器。

1985年，哈拉維在《社會主義評論》上發表了著名的的“賽博格宣言”，她將賽博格描述為“對嚴格界限的摒棄”，即那將“人”與“動物”，以及“人”與“機器”分開的界限。她認為，“一個賽博格就是一個生控體系統，是機器和有機體的一種組合，是社會現實，同時也是小說里虛構的生物。”她用C3I這個著名的符號，說現代戰爭是賽博格的狂歡，“我們都是賽博格”。

Gemini將在阿聯酋尋求加密貨幣許可證:金色財經報道，加密貨幣交易平臺Gemini將在阿聯酋尋求加密貨幣許可證。[2023/6/1 11:52:03]

哈拉維是一位哲學家，尤其是后現代和女性主義哲學家，美國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教授。她的著作還包括《靈長類視覺——現代科學世界中的性別、種族和自然》、《類人猿、賽博格和女人》等，目的是解構人們對于身體、性別、族裔的認知。在《賽博格宣言》中，她批判了傳統的女性主義觀念，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強調的身份認同，宣言主張以親近性取代結盟。她用賽柏格的形象，敦促女性主義者超越傳統的性別、女性主義和的局限。

眾所周知，在二戰之后的20年里，對“彈道導彈+原子彈”的恐慌，轉化成瘋狂的自動裝置、智能裝置的研發，進而與波濤洶涌的60年代反叛思潮、反主流文化糾纏在一起，極大地釋放了人們對機器、對未來、乃至于對上帝的想像力。

可以學習、自我復制、自我創設的自動機器，不但意味著更強大的武器系統、防御體系，也意味著機器日益緊密地滲透、嵌入到有機體的行為之中，進而重新塑造人的認知。

在這20年里，涌現了大量的新聞解讀、科學著作、科幻作品，如《新聞周刊》1945年的封面文章《按鈕戰爭》、1950年MIT戲劇社上演的科幻劇里出現的“機器人”、阿什比1952年的《大腦設計》、1960年利克立德的《人機共生》、同年MaxwellMaltz的《心理控制論》、AliceMaryHilton1963年的《邏輯、計算機器和自動化》，以及她提出的賽博文化、馮內卡特1966年的《2001:太空漫游》、1968麥克盧漢的“地球村”、HermanKahn1967年的《公元2000年》等等。

賽博格這個術語，可以看作維納的控制論“失控”的一個標志，也可以看作控制論思想超越工程技術，進入有機體生命世界，進入學、社會學、人類學領域的一個分水嶺。

在這一概念的催化之下，60年代涌現了大量新奇裝備，包括即時感知設備、外骨骼系統、人機合體、增強觸覺、頭盔顯示器、行走機器人等等。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語境下，被認為是尼采“超人”理念的覺醒，是機器的覺醒，是這樣一種信念：人類進步不再被動由生物進化所驅動，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1965年，英國數學家IrvingJackGood認為，“人類的存亡取決于超級智能機的早期建設”，1970年，科幻小說家VernorVinge將“智能大爆炸”命名為“奇點”。

2005年，預言家RayKurzweil出版了《奇點臨近》一書。他更在2009年成立了奇點大學，認為2045年“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將不復存在。”

可以說，賽博格這一概念，是超越傳統機械還原論的兩分法思想的一個重要標志。一方面，對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在有機體，整個自然環境都是活的，是充滿生機的。1968年英國獨立科學家、環保主義者JamesLovelock和美國生物學家LynnMargulis提出的蓋婭理論，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可以說，從控制論到共生論的轉變，是賽博格引發的深度思考。這一思考到今天看依然充滿活力。

當然，需要看到的是老一輩控制論創立者維納的擔憂。由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軍事研究系教授，生于1975年的托馬斯·瑞德撰寫的《機器崛起：遺失的控制論歷史》，非常好的回顧了這段歷史。今天看來，其實真正遭受遺忘的是控制論的創始人、數學家維納。他看上去像一個悲觀主義者，但其實是二戰以來為數不多的飽含人文精神的科學家。在1961年新版《控制論》中，維納問道：機器可以生育另一個機器嗎？他指出，“如果機器變得越來越有效率，并且在一個越來越高的心理層面上運作，那么，機器占統治地位這一災難將距離我們越來越近。”

OBE，脫體體驗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在大學課堂和各類論壇峰會上，分別以“互聯網前沿思想”、“互聯網：千年大事”、“認知重啟”、“互聯網到底改變了什么”等為題，探討互聯網的思想淵源。其中反復提到的一個詞，叫做“OBE”。這個詞代表過去20年來，計算機科學家、心理學家、神經生理學家，甚至哲學家所做的一系列實驗。這些實驗有一個共同的指向，就是回答一個問題：在虛擬環境下，人的自我認知、自我意識，將會發生何種重要的變化。

OBE這一術語，是英國數學家、物理學家、無線電工程師和超心理學家泰瑞爾》一書中，創造了OBE這個術語，這個詞也被通俗地翻譯為“靈魂出竅”。不同于一般的“通靈術研究者”，泰瑞爾關注的幻覺行為，是某種人通過“超出肉體”的超感知幻覺，從體外“看到自己”的一種難以言說的神秘體驗。實驗心理學、生理學家發現，OBE可由創傷性腦損傷、感覺剝奪、瀕死體驗、解離性和迷幻藥物、脫水、睡眠障礙引起，也可以通過做夢和對大腦的電刺激等原因引發。也就是說，OBE可以被某些外源性因素來誘導和引發。

比如說，睡眠麻痹是這樣一種狀態，在醒來或入睡期間，一個人有意識但無法移動或說話。民間俗稱“鬼壓床”。在睡眠麻痹期間，人們可能會產生幻覺（比如聽到、感覺到或看到“神靈鬼怪”或者嚇人的事物。這種感覺往往讓人覺得窒息或感到恐懼，并伴有胸部壓力感和呼吸困難。

2007年8月，當時在倫敦大學學院神經病學研究所的HenrikEhrsson，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展示了一種透過虛擬現實技術的實驗方法，該方法誘導參與者出現OBE的體驗。據稱實驗過程如下：

韓國法務部向黑山法務部建議不要讓Do Kwon獲得保釋:5月23日消息，韓國法務部向黑山法務部發表意見稱，Terraform Labs首席執行官Do Kwon不應被允許保釋。[2023/5/23 15:21:07]

研究參與者坐在椅子上，戴著一個VR頭盔。頭盔上所連接的左右兩個攝像頭，放置在參與者身后兩米處。

研究人員站在參與者旁邊，并使用兩根塑料棒同時觸碰參與者的胸部和背后虛幻身體的胸部。

經過多次觸碰之后，對虛擬身體采取的任何擊打動作，將引發參與者自身的生理反應，比如尖叫和躲避。

這一實驗有多個團隊以類似的方式進行。實驗揭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

我們的“感官-認知”系統，經歷上百萬年進化的塑造，已經固化成為某種認知閉環。經由“六根”帶來的感覺刺激，是形成大腦對外界反應、印象、觀感、體驗和認知的核心。這個固化成型的認知閉環，會帶來兩方面的認知“準則”：

第一，各個感官各司其職，功能是固定的；比如眼睛是用來看的；耳朵是用來聽的；

第二，各個感官通道被我們使用的比例是固定的，比如視覺輸入和聲音輸入，所傳遞的信息有固定的分配比例。

事實上，認知神經科學家已經發現，從大腦神經元的底層結構看，存在所謂“聯覺”的現象，也就是說，大腦神經元其實是一樣的，這種感覺分工，只不過是千百萬年物種演化的結果。

這跟OBE什么關系？事實上，OBE實驗的意義在于，它揭示了從認知底層“重新塑造感官閉環”的可能。上述實驗的迷人之處在于，當技術手段可以用來把人的視覺、觸覺等錯位連接，人就可能進入某種迷失的狀態，人會恍恍惚惚。

人這個物種長期演化的一個結果，就是感覺-認知閉環已經塑造成型；換句話說，人類與環境的長期交互，已經使這樣的感官-認知閉環成為人類與自然、世界接觸、交互的重要基礎。甚至是神經-生理基礎。今天的智能科技已經出現這樣的可能：重新編碼、塑造這一感官-認知閉環。這件事情非常重大。因為人類迄今所積累的全部知識、經驗，都源于舊的感官-認知閉環。我把這個過程稱作“六根重塑”。

今天的虛擬現實技術，或者脫體實驗，還僅僅是個實驗，你假如想象未來裸眼3D技術，增強現實技術，沉浸式虛擬現實，未來的客廳、臥室、教室、醫院、辦公室，今天我們所能想象的這些空間，都被虛擬現實技術裝備之后——真正的“元宇宙”降臨，人將會被再度“塑造”成何種物種？

這半年來我也參加了一些關于元宇宙的研討會，但感覺不是太好。這些異常興奮的談論者，除了把元宇宙當作“下一個風口”、“萬億級商機”之外，其實思想上需要深究：元宇宙的焦點是人的重塑。。

我在1月19號，寫了一段話，給葦草智酷的合伙人們，覺得對元宇宙的討論，亟待從思想上做更加扎實、細致的梳理。主要有這5點：

為何“元宇宙”對未來如此重要？

元宇宙是非常重要的“聚合框架”，把此前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虛擬現實、加密貨幣、物聯網等數字科技很好地綜合在一個有機的框架中，并聚焦符號表征、計算、交互、具身性等數字世界建構的基礎技術，致力于構建與實體世界相互連通、相互影響、相互塑造的數字世界。

元宇宙的生成與建構過程，將深刻改變以往人們透過感官界面認知世界的過程，大大拓展人的感知能力和感知界面，進而深刻影響傳統知識建構中諸諸如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等領域的核心觀念，深刻影響人類對過往知識積累中沉淀的思想觀念、道德倫理、自由意志、生命智慧等。

這個議題亟待從開放、跨語際、跨代際的角度深度研討。

元宇宙到底蘊含何種思想和觀念的重大變革與挑戰？

表面上看，元宇宙是人類認知界面的拓展和人類感知能力的增強。但元宇宙帶來的重要挑戰和蘊含的風險，更值得深入思考：虛實世界中，多重自我下的人格分化，乃至于人格分裂問題；虛擬生命的自我意識與自由意志問題；善惡問題與倫理挑戰；世界秩序的來源與基本支撐；意義問題等。

元宇宙蘊含的催生全新觀念的可能性？

數學宇宙的合理性，平行世界與多重宇宙；世界的連續性、離散性與隨機性；無機物與有機物的邊界與融合；實時、并發、連通性與場域；存在萬物統攝的大框架嗎？天人合一的觀念如何更新，以及元宇宙下的新神話是什么？

人的認知重啟與行為重塑是什么？

是否存在新的覺醒時刻？智能技術框架下的人-物關系與人-機關系是什么？技術介入生命與可編撰世界的元規則與技術本體論；人的自我馴化將如何重新定義生命？

可以預見和預期的元宇宙演進路徑是什么？

元宇宙可能以集聚的方式，催生一個前所未有的“創造性追溯”時代，人們將在虛實交互的環境下，重新理解此前被定居文明塑形的歷史。傳統的知識構造方式被全面重新審視，這種重新審視的方式將以主要以參與式、沉浸式、交互式游戲的方式展開。游戲不再是純粹的娛樂、消遣，甚至消耗，游戲是積極的、生產性的。

重新審視“世界共識”的產生方式與維系方式，超越基于善惡二元、黑白兩分的世界建構，超越基于理性計算、意識形態和族裔認同的世界建構，從同理心轉向同情心；重新理解崇高與神圣的力量源泉。

今日恐慌與貪婪指數為63，等級仍為貪婪:金色財經報道，今日恐慌與貪婪指數為63（昨日為62），貪婪程度與昨日持平，等級仍為貪婪。

注：恐慌指數閾值為0-100，包含指標：波動性（25%）＋市場交易量（25%）＋社交媒體熱度（15%）＋市場調查（15%）＋比特幣在整個市場中的比例（10%）＋谷歌熱詞分析（10%）。[2023/4/6 13:47:36]

今天的知識譜系、以及人類的認知方式，已經蘊含極大的底層Bug，但是操作系統已經板結得如此堅硬了，重新替換這個操作系統的機會已經不存在了。但挑戰恰恰在于，這一舊的知識譜系，難以支撐未來。

MEME，迷因/模因/迷母

前不久以92高齡去世的美國社會生物學家E.O.威爾遜，在40年前有一部著作《基因、心靈與文化：協同進化的過程》，這是他與加拿大多倫多醫學教授查爾斯·J.拉姆斯登共同撰寫的。在這部書里，作者深入詮釋了1976年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MEME概念，從而讓底層的基因與上層的社會文化基因之間，形成某種錯綜復雜的交互與勾連——試圖探究、跨越這種層級間的束縛，事實上一直是西方思想，以及科學藝術文化永不衰竭的“母題”。

從世俗角度說的。今天人們所擁有的知識、能力，實際上超出了理智可以掌控的范圍。比如智能科技就是如此，OpenAI公司推出的GPT-3深度學習算法，就是一例。如果強大的算力已經能夠吞下整個人類生產的所有文本、符號，并飛快地“消化”之后，這個世界就被越來越多的“機器生產內容”所包裹。這是無法掙脫的未來。沒有剎車。技術倫理已經無能為力。因為思考總是“離線”的、沉靜的。但速度革命不會再給你從容不迫思考的太多余地了。一個被迫卷入、裹挾的人造世界，更加真實的展現在面前。

MEME這個詞，很好地概括了這一處境：人的塑造不再單一仰仗生物意義的“自然進化”，而是需要同步接收“人造世界”的洗禮和馴化。一種既是天生的，又是自建的生命歷程，同步展開，且難以彼此剝離。

基因Gene和MEME之間的交互作用，是理解個體與群體、個體與社會之間共生演化的關鍵。這一觀點來自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后發現越來越多的神經科學家、腦科學家，還有社會學家不約而同地聚焦這一問題：復雜思想的重要學者Holland所說的“膜”、“層級”、“適應”。這一解釋路徑，極有可能受到“計算、編撰”理論的影響，從而把生命-社會的演進機制，轉化為“積極有為”的目標導引。這既給人啟發，又令人憂慮。

為解釋意識的起源和機理，對大腦深處的神秘機能的探討，在100年前就開始了。1928年的某一天，加拿大腦神經外科醫生威爾德·彭菲爾德正在給一位患者做手術。手術探針接觸到病人右側顳葉的某個部位時，彭菲爾德小心翼翼地施加電流，刺激這個部位。奇跡發生了——病人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熟悉畫面，甚至“聞到了熟悉的味道”。電流刺激大腦皮層，竟然“喚醒”了病人沉封已久的記憶。25年的持續研究后，彭菲爾德提出了“中央腦系統”學說，并因此被譽為腦神經科學的鼻祖。?

美國哲學家希拉里·普特南，在其1981年出版的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一書中，將這一情景所引發的“思想實驗”描繪為“缸中之腦”。普特南的思想實驗是：假想某個浸泡在營養液中的大腦通過細細的導線與軀干相連。這個大腦對軀體動作的意識發出的指令，通過導線雙向傳遞——此刻，你會認為這還是一個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腦”嗎？?“缸中之腦”的畫面多少有點兒令人毛骨悚然。但不容否認的是，正是這一概念和彭菲爾德的實驗，激發了大量研究者、科幻小說家的想象力。“賽博朋克”也成為20世紀50年代人工智能萌發以來，科幻寫作領域的新品種。大家所熟知的大片《黑客帝國》《盜夢空間》《源代碼》等，無疑是這一領域震撼心靈的大作。提出“賽博空間”的加拿大小說家威廉·吉布森、創作《深淵》系列三部曲的著名科幻作家弗諾·文奇，都是這一領域的大家。

科學家之所以要從神經底層探究意識的起源，除了骨子里西方思想“還原論”的脈絡之外，還有一個在啟蒙運動之后被不斷放大的思想，就是“人終于可以憑借自己的理性，獨立行走了”。上世紀60年代在后現代思潮勃發時期，碰巧出現了電子計算機這樣一件神奇的機器。它的“可編程“特性，使得年輕一代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解放。在數碼世界中肆意沖浪、編撰操弄這個美妙的比特，讓人不但爽，而且有某種“造物主”的快感。

理解今天甚囂塵上的元宇宙概念，需要從“人的認知塑造”的角度，深入理解這樣三個基本問題：

計算問題：“代碼即法律，一切皆計算”是當今數碼科技不假思索的思想基礎。這背后的思想意味是什么？計算與表征，這一現代數碼技術的理論基石，是建立在何種西方思想基礎上的？

意義問題：這一問題長期以來，是以“次級研究課題”的面目，出現在心理學、認知科學、社會學、傳播學等等學科中的，比如“意向性問題”，“欲望問題”等等。“意義問題”似乎需要提升到更高的層級。

Robinhood將關閉五個辦事處:金色財經報道，Robinhood將關閉五個辦事處，該公司今年早些時候解雇了1,000多名員工并關閉了兩個辦事處，將在不進一步裁員的情況下關閉其他辦事處。該文件稱，關閉更多辦事處的決定將導致9000萬至1.05億美元的重組費用，高于之前估計的4500萬至6000萬美元。幾乎所有這些費用都將在第三季度發生。[2022/10/2 18:37:42]

知識問題：知識是認知的基礎，也是認知的對象。知識建構與知識表達的邊界，一直以來是“軟科學”的形式存在。在融合東西文脈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是否可以提出“新知識論”的問題？

這三個問題當然是巨大無比的。但我覺得這三個問題中，至少可以較好地包容一些有意思的研究題目，比如說：

聲音與符號：聲音的表意性與符號的表意性之間，是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表意性的歷史演變過程是什么？流傳到今天的符號文本，是歷史殘存知識的載體，但其實已經永久消失了太多的符號，更不用說永久消失了“聲音”。這些對人的認知有決定性作用的聲音和符號，其實是殘缺不全的。我們對世界的感知與意向，建立在如此碎片、殘缺的基礎之上，卻依然能呈現出斑斕色彩，這背后的機理是什么？

神靈的起源：神靈和神圣意識，是如何在千百萬年人的活動中萌生的？這種神靈意識，又是如何分化為蘇美爾神話、波斯神話、希伯來神話和東方神話的？

計算的起源：計算到底是何種基礎結構？計算與命名是如何發生的？

4）認知結構的演化過程是怎樣的？不同的文化MEME作用下的認知結構，是如何轉化為文化習俗、語言風格、飲食習慣、宗教儀式的？什么在變，什么不變？

在與邵青老師這兩年的交流中，邵青老師將人的智能劃分為三個層級：AI、LI和II。他認為，算法智能無法超越語言智能，語言智能又無法超越想象智能。如果上述成立，人類認知的架構就不那么簡單。

我的理解是：

1）、算法智能AI：這個應該是三個層次中邏輯性最強的一層，但同時也是表達能力最弱的一層。算法智能基于兩個基本原理，一個符號學原理；另一個是圖林-丘奇命題，前者解決“表征”問題，后者解決“計算”問題。算法智能也叫做“符號表征與計算”。當代計算理論，是基于布爾代數和邏輯演算的，我認為是所有計算模式中最簡單的一種。

所謂“簡單”，即這種計算模式，完全排除了符號學試圖討論的語義、指涉、意義問題。中國學者趙毅衡教授認為，“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這個說法我比較認同。遺憾的是，現在主流的算法理論，均將語義、意義問題排除在外，以至于人工智能的兩位圖林獎獲得者JeffreyHinton、JudeaPearl，近幾年都認為當今的人工智能“走錯了路”。

2）、語言智能LI：這個層次其實是符號學的“硬骨頭”，也就是說“語言中蘊含的意義”到底是如何“表征與呈現”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在語言學創始人索緒爾那里，就已經被提煉出來了。索緒爾語言學中，區分了Language和Speech，進而提出能指、所指一對概念，前者是“聲音Voice”，后者是“指涉的對象”。

能指的表征，往往被簡單粗暴地符號化和圖像化，但索緒爾的本意，我認為他更強調“聲音”的原初性。換句話說，聲音的“意指”性存在，要遠長于符號、圖像的出現。從人類開始學會說話到出現代意符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然而，今天的符號理論，更多地致力于提出各式各樣的符號解釋學，但對這種“意指”如何脫胎、涌現于“聲音”，進而凝結、附著、固化在符號和圖像上，并沉淀為文化沉積物，是一個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從這個角度看，算法智能AI的底座，其實是邵青老師所說的LI，也就是符號學的底座其實是語言學。

3）、想象智能II：我覺得這是一個超級有趣的概念！這個概念比LI更加基礎。換句話說，原初蠻荒時代的人類，特別在聲音孕育的漫長歲月中，人在自然界生存繁衍的個體/群體經驗，會不停地塑造人的認知的底層結構，這個結構是您所說的“想象智能II”的結構地圖。我認為今天的認知科學對此毫無所知。

70年代PaulMcLean提出了TriuneBrain的腦模型，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思想。我理解TriuneBrain的洞見在于，人類腦結構其實繼承了生命演化過程中的眾多“進化遺跡”，這些“生命本能”的存在，伴隨著人的進化史、人與自然的交互史；前者塑造Gene，后者構建MEME。

Coinbase首席經濟學家：自2020年疫情以來，股票和加密資產價格的相關性顯著上升:金色財經報道，Coinbase首席經濟學家Cesare Fracass在一篇博客中稱，盡管有些人將加密貨幣作為傳統市場的對沖工具，但如今的數字資產與石油和天然氣、科技和醫藥股等大宗商品具有相似的風險特征。他指出，自2020年大流行以來，“股票與加密資產價格之間的相關性已顯著上升”。

Coinbase Institute的5月份報告發現，比特幣和以太坊與天然氣和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波動性相似，每天在4%和5%之間波動。（Cointelegraph）[2022/7/6 1:54:40]

神奇的是，Gene和MEME會交叉纏繞，紐結成人與環境、與生物界共生演化的壯美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純從算法智能AI就試圖Hold住整個世界的欲望，的確是既淺薄又短視了。

當然：問題并不是如此簡單。

算法智能也并非一無是處，或者算法智能也并不是如此“不堪一擊”。這背后可能仍然蘊藏著尚未覺察的“玄機”。

1）算法智能的“符號表征”思想，很好地繼承了畢達哥拉斯“數學”思想，并以“信仰”的形式，普遍存在于西方知識分子心中；

2）在語言智能層級，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第二代傳人RobertRogen，在《字母表效應》一書中清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與寫意文字相比，拼音文字具備抽象思維的能力，是西方一神教、邏輯思維、典章化法律的基礎支撐。這一觀點的“文明優越論”絕非少數人的觀點。

在這一主流觀點的支撐下，Logos傳統與拼音文字之間的紐帶被神圣化了。這一神圣化的后果，即是對未來的“話語權”的當然肯定。

3）在“想象智能”這個層級，就很好理解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轉向：預言未來的最好方式就是創造未來——這句話一直被視為硅谷的精神內核，這句話其實源于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的哲學被稱為“流動性哲學”，與柏拉圖的理念論有相對立的一面。在古典學那里，赫拉克利特的哲學幾乎被歷史所掩埋，只有殘篇傳世。但今天重讀古希臘的學者發現，西方文脈的精神需要到蘇格拉底之前去探尋。赫拉克利特的“萬物流變”思想，提供了略顯僵化的柏拉圖思想的“解劑”。

也就是說，如果要批判“算法智能AI”，就絕不能停留在對其“遺漏語義”、“割裂意義”，干巴巴的符號演算不可能獲得意義涌現等等層面。不幸的是，我看到的批判大致還停留在這個水平。

我猜測可能是兩個問題：

其一，按照邵青老師所提的AI、LI、II這三個層級的解釋框架，面對意義問題，算法智能AI并非“單打獨斗”，雖然LI、II這兩個層級我理解得還很膚淺，但我隱約覺得，隨著LI、II這兩個層級逐漸“滲透到AI”，三個層級共同面對“意義問題”，局面可能就大為改觀了。解決問題的路徑，在層級之間，而不是層級之內。

其二，數學與物理學等基礎學科也在發生思想層面的變化，比如我注意到最近20年數學界在重新討論“代數與幾何的關系問題”；比如物理學的“超弦理論”等。

其三，智能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極有可能帶來“重構個體”的局面，我稱之為“六根重塑”。如果“新物種”是未來的話，我覺得AI+LI+II，或許是理解和解釋未來思想的一個有用的框架。

一點哲學思考：

從傳播角度說，元宇宙的確是一個“好概念筐子”。但對這個概念的深度思考，需要超越現實的拖累，轉向更深的思想和哲學。

主體性：虛擬現實的起點

如果從上世紀中葉訓練飛行員的模擬器算起，虛擬現實已經有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歷史。1965年，美國施樂公司的科學家薩瑟蘭就開發了交互式顯示技術，奠定了后來個人電腦圖形顯示器的基礎。1977年，薩丁研制出數據手套，可以用手指與電腦交互；1984年VPL公司的蘭尼爾首次提出“虛擬現實”的概念。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虛擬現實已經在動漫游戲、模擬仿真、訓練演練、沉浸體驗等領域取得長足的進展，特別近幾年與人工智能、大數據、三維顯示、神經網絡、腦機接口等技術的融合，使得虛擬現實向數字環境建構、沉浸式深度體驗、立體顯示與交互等方向發展，日益顯示出誘人的應用前景。

然而，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統的數字技術，在引起人們興奮的尖叫聲后，越來越帶來令人不安的遐想：在人類所構建的虛擬世界中，作為肉身存在的人，是否會迷失自己，從而喪失對自我的把握和認知？長期沉浸在虛擬現實的環境中，是否會導致人的精神迷亂？虛擬實景與物理世界的分界線到底在哪里？這些問題最終都歸結于對人的主體性的再認識。所以說，虛擬現實的技術發展將帶來人的主體性的重塑，已經是一個緊迫的哲學問題。

對人的主體性的關注，是西方兩千年哲學的主脈。從柏拉圖開始一路到康德，西方古典哲學始終在追問“我是誰？”的問題。答案自然五花八門、流派眾多。350年前的法國思想家笛卡爾，曾經為這個問題煩惱萬分：我怎么才能證明我自己的存在？借助“夢境分析”，笛卡爾最終整出一個金句：“我思故我在”。當然，影響后世的還不是這個金句，而是笛卡爾創立的“思維方法”，人稱“主體與客體的兩分法”。簡單說，就是在笛卡爾看來，橫亙在主體、客體之間的邊界是清晰的。

兩分法可謂塑造了此后數百年人們看待世界、思考問題的基本框架。稍微想一想，可不是這么回事嘛！一個人，比如您，站在這里，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感知著周遭世界，盤算著、思忖著，與這個世界打著交道。這個世界就明晃晃地擺在那里，那可是“客觀存在”啊，不管您看或者不看，閉上眼睛您都知道，“世界”就在那里。

當然哲學家眼里的世界，要比各位看官您眼里的世界復雜得多得多。“主體性”的問題在正根兒的哲學家眼里，挑戰就沒斷過。古希臘的“忒修斯之船”就是一樁典型的公案。這一公案說的其實是“萬物流變”——用中國話說，是“抽刀斷水水更流”，或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太陽每天都是新的”，或者“每一秒鐘的您都與眾不同”。

說這些閑話，其實是想說，不管讀者諸君對哲學有多深的造詣，多濃的興趣，“主體性”這一問題是一個迄今為止仍然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笛卡爾的兩分法簡單又奏效，且頑固地植入到人們的思想底層。不過，這一畫面在過去的100年里，正被漸漸破拆。

憑著中學課本里講過的相對論、量子力學常識，很多同學都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觀察者視角”，這比笛卡爾那個單純的“主客兩分”又復雜了一個數量級。因為，當您意識到有“觀察者視角”這回事的時候，其實心中已經悄然植入了比“觀察者視角”更高的視角，暫且稱之為“上帝視角”。

用卞之琳的詩，就是“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胡塞爾的現象學之后，一些哲學家對主體的問題暫時“懸置”起來。哲學家開始回到現象本身。這時候，哲學家思考問題的角度，與笛卡爾“旁觀式”的姿態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哲學家在思考“主體進入客體”的可能性。比如海德格爾，就試圖用精妙的語言，描述、辨認著被拋來拋去的、千變萬化的“主體”，在上下翻騰、糾纏不休的存在、這一刻的存在、稍縱即逝面目全非的無數個此在之間，那些說也說不清的關系。

沒辦法，西方哲學就是這個味兒。東方哲學的表述不是這樣的。東方哲學要面臨這種令人輾轉反側的話題，不是把酒臨風、吟詩作賦，就是結跏趺坐、面壁不語了。

話說回來。

不管西方哲學如何流派繁多，不得不承認笛卡爾“兩分法”的思想底座，還是太強悍了。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畫出一條清晰的邊界，以便能“把持住”這個世界，依然是各位瓜眾揮之不去的樸素情懷。

這個堅硬的“主體性”與虛擬現實是何種關聯呢？按照哲學家的解釋，人的主體性其實是對人的獨立性、自主性的確認。這種確認的關鍵是理性支撐下的人的抽象的規定性。當這種主體性受到懷疑、立足不穩的時候，人的存在就變得十分脆弱了。相應地，建構于這種主體性確認基礎上的人的經驗和知識，也將變得支離破碎了。虛擬現實所面對的，恰是“主體性”這一歷經歲月所建構的“人的安樂窩”，這種自我意識、自由意志、自主經驗，一旦遭遇數字世界的沖擊，將對“主體性”這一人的認知底座，產生巨大的沖擊。

2）、無縫穿越：真正的危險邊緣

頭盔是虛擬現實的標志性裝備。如果按薩瑟蘭發明的第一款可跟蹤頭盔算起，虛擬現實的起源，比互聯網的前身阿帕網還要早一年，即1968年。數十年里，虛擬現實主要還是用在游戲、仿真等場景，作為工具來使用的，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但今天的發展已經天壤之別。

虛擬現實已經使人們可以穿越虛實邊界，進入有無之境。今天的虛擬現實研究者們，致力于從技術上探索這種“虛實邊界的無縫穿越”，這種穿越可能對人的情緒、心智、認知帶來哪些令人震撼的沖擊和影響。如果說巨大的“沖擊”在探查技術邊界的話，那么對深遠“影響”的思考，就屬于哲學范疇了。

這是真正的危險邊緣。

科幻大片總是給人們展現各種超越當下物理定律的景觀，典型的就是時空隧道。人們對黑洞、星際旅行、時空隧道總是充滿好奇和激情。在技術手段還十分匱乏的年代，科幻作者們就曾設想過時空穿梭機。不過，那畢竟是科幻大片的藝術展現。

人們對當今黑科技最大的恐懼和擔憂，就在于可能被某種不可知的力量所操控。從技術角度看，這是完全有可能的。這種可能性，體現在兩點：一點是虛擬現實提供的。虛擬現實可以深度侵入人的感官系統，重塑人的感知界面，達到“以假亂真”的境地。另一點，是代碼化。所有的數字裝置，都依賴開放編碼來運轉。這些代碼可能是事先寫好的，也可能是動態生成的，還可能根本就像“被污染”的紙巾一樣，“粘”到干凈的代碼片段上的。這兩點讓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吃瓜群眾，對技術驅使下的未來世界，既充滿好奇，也充滿恐懼。

思考這些問題，是哲學家的領地。

技術變革影響世界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工具理性的范疇。在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對哲學、對思想的渴望就更加急迫。馬克思曾指出，以往的哲學致力于解釋世界，而今天的哲學則致力于改造世界。馬克思天才地預見到，從古希臘到康德、黑格爾的古典體系，總是試圖給出關于整個世界的完滿認識的哲學姿態，已經遠遠不夠了。

虛擬現實的危險是什么？就是“界限消失”。用我這些年講述“認知重啟”課程的話說，我稱之為“六根重塑”。技術深度介入世界的后果，就是人的感官被大大重構。我們所見、所感的世界，早已不是純粹的“第一自然”，而是“第二自然”甚至“第三自然”。

如果還是沿用笛卡爾的“兩分法”看世界，就會感到莫名的困惑和焦慮：過去硬邦邦、明晃晃的“主客分界線”，是這個世界平穩運轉的保證，也是主客之間不可逾越之門。但是今天，至少這個門被打開了，甚至被拆掉了。

今天談論前沿科技，往往會彈出一長串技術名詞：5G、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機器人、虛擬現實，如果再加上神經網絡、基因編輯、腦機接口，那就更不得了。這些名詞背后的技術聯手起來，這個世界的面貌必然大變。中山大學虛擬現實實驗室的翟振明教授將這一畫面，描述為三個層級：最底層的是物聯網為核心的冷冰冰的網絡；中間是“主從機器人的遙距操作”，也就是交互層；上面還有一層，就是虛擬現實環境下的人際網絡。

這就是說，未來我們可能會告別今天這個熟悉的世界：和煦的風，狂暴的雨，嘈雜的鬧市，寧靜的泊船～～畫面還是那個畫面，但你知道這一畫面中，有多少添加劑，多少合成物，摻入了多少劑量的代碼調制？

翟振明的思考，就站在這一畫面的邊緣處。在他眼里，這個世界不但是危險的，而且是“邪惡”的。或者換一個委婉的說法是，這個世界具備相當的“邪惡的可能性”。

為什么？因為這個世界將摧毀自由意志，摧毀人。與諸多具有人文情懷的工程師、科學家一樣，翟教授堅定地認為，他之所以做這些實驗，觸碰虛擬現實的“危險邊緣”，甚至申報技術專利，是希望“捍衛人的尊嚴”，希望像古羅馬的門神雅努斯那樣，守望過去，祈禱未來。萬丈深淵的邊界，善惡的分水嶺在哪里？他沒有畫地為牢的假設，他內心只有一個愿望：為萬丈深淵的邊緣，插上警示牌。

六根與三觀：亟待探索的造世倫理學

虛擬現實的意義，在我看來最為重要的意義是兩個：一個是它提出并深化了這個重要的問題，就是隨著技術的發展，隨著虛實邊界的消弭，這個世界“墮落”的可能性有多大？另一重意義，我覺得是暗含的，即東西方文化的對話。

對未來世界的預測，這些年來悲觀的論調其實已經不少了。比如受到廣泛批評的馬斯克的“腦機接口”。其實馬斯克本人在這一問題上也異常分裂。他一邊義無反顧地試驗著各種大腦植入芯片的可能性，另一邊對未來世界極度擔憂，甚至認為“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內接管人類”。另一位當紅歷史學家，以色列的70后教授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宣稱，99%的人在高科技面前都會蛻化為“無用之人”。這個說法其實并非赫拉利首創。

1995年9月，在美國舊金山費爾蒙特大飯店，聚集了500位世界級的家、商界領袖和科學家，他們所描繪的人類“正在轉入的新文明”中，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在下個世紀，啟用占勞動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那么剩下的80%的人干嘛呢？布熱津斯基還專門用一個詞表達這層意思，就叫“靠喂奶生活”。今天人們更熟悉的說法叫“奶頭樂”。

當越來越多的頭盔被賣出去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裸眼3D成為日常生活無法擺脫的常態的時候，某種潛藏很深的認知重塑過程其實已經開始了。

比如“注意力”這個話題。注意力的問題，長久以來游離于嚴肅的科學之外。科學家認為這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心理學家認為這是個哲學問題，而哲學家又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感知測量”的實驗問題。過去40年來對這個問題的探究，證明這個問題至關重要。美國藝術史家喬納森.克拉里在《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中指出，人們以為的“注意力”，與其說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不如說是對“意識”擠壓的過程。通俗地說，就是人們以為“看世界”是一個完全自主的過程，人們可以自由地行使自己的“看視權”。但殊不知，經過千百萬年與周遭世界的視聽感知交互，“本能與天性”中已經慢慢滲透、沉淀、擠壓成型了大量看世界的“取景框”，這些個取景框，構成了人們“看世界的意識構造”。

電學和光學效應，被用于廣播、電話、電視，直到今天的電腦、互聯網、手機的150年里，一系列聲光電的生活裝置和生產裝置，其實已經悄然改變了人的“六根”。現代人的“六根”與秦漢時期、唐宋時期人們的“六根”已經大大不同。如此說的話，“三觀”怎么可能毫無變化地沿襲至今呢？

六根重塑，其實在哲學、倫理學的意義上，就是重塑三觀的過程。

技術對生活世界的重構，從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這種重構時而緩慢，時而急速。講一點近代藝術相關的話題。近代藝術家為何在19世紀中葉之后，陷入某種煩躁不安的境地？為何在數百年宮廷畫、寫實主義的土壤中，忽悠長出了“印象派”的色彩斑斕？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化學顏料的出現。

對達芬奇、魯本斯、拉斐爾那個時代的人來說，手工調制顏料，是一個畫家的本分。現代畫家已經沒有了這一“福分”。化學顏料的出現，仿佛給畫家裝上了“義肢”——換一種說法，就是畫家其實被截肢了。這就是“六根重塑”的真實過程。

當這件事情一旦發生，或者一旦被意識到已經發生，剩下的事情就變成“遙遠的追憶”了。生命列車，已經駛入了扳好的另一股道岔。

虛擬現實的深入研究，需要關注其哲學層面“長期演化路徑”，核心思想是提醒人們“要開始應對無節制的技術顛覆”了。

虛擬現實絕不僅是技術，而是事關人類文明的存續。對中國人來說，基于傳統東方文化領悟“天人關系”是理解虛擬現實的一個重要視角。100年來的哲學思潮，最偉大的發現，其實是發現不可能。“空無”，并不是“空白”。中國古代賢哲的智慧，對超越有無之辯、有無之境，天然有自己的獨到視角和言說。無論孔孟或者老莊，駕馭有無的至妙法門是除卻黑白的第三極：中道。

用中道的思想“統攝”有無。這一點需要極大的耐心、極強的意志和精妙的自我把持能力。

這個世界并非用鉆探、挖掘、還原法就可以窮盡。但今日之中國人，已經走出了明清時學者的那種局限性。那種船堅炮利的威懾之下出現的兩極分化，要么投身于富國強兵，要么退居祖地、再度閉關鎖國——這兩條路都已經不能用當年的意蘊來衡量。中國人的祖訓在兵略上，講進可攻退可守，進退自如。在復雜多變、縱橫交錯的當下世界，要進退有度顯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特別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5G、虛擬現實、數字貨幣等等高科技，正在鑄造未來數字世界的新型基礎設施的時代，一方面要有扎扎實實的硬核實力，另一邊，還要保持巨大的虔誠和敬畏。能很好駕馭“為”與“不為”兩者的，恰恰是中道。

但是，中道并非坐而論道。需要改造世界，也不能忘記解釋世界。這個世界不但需要重新解釋，更需要在改造中解釋。

沒有現成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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