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從“互聯網標準之爭”看數字貨幣的路線選擇

自比特幣于2008年誕生已來，在略超10年的時間里，數字貨幣快速滲透到人們的日常交流中。

2019年6月，Facebook推出數字貨幣Libra項目的白皮書，計劃于2020年6月正式落地。一時間，數字貨幣真正進入應用似乎有了相對明確的時間表。中國央行的數字貨幣DC/EP項目自2019年下半年以來曝光度也顯著提升。

總結歸納目前已有概念的這些數字貨幣，可以分為官方和民間兩大類。由于普通民眾在談論數字貨幣時往往又潛意識的將“數字貨幣或多或少對現有金融體系有“顛覆”相掛鉤。因此，關于未來數字貨幣的路線選擇問題，無形之中有官方和民間兩條路線之爭。而這種爭論和1970-80年代的互聯網標準之爭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

Spruce：SIWE標準EIP-4361已從“草案”狀態變更為“審查”狀態:7月19日消息，數字身份認證公司Spruce發推稱，EIP-4361（使用以太坊登錄，簡稱SIWE）作為一項EIP已經從“草案（draft）”狀態變更為“審查（review）”狀態。這是將“使用以太坊登錄”作為廣泛采用標準向前邁進的一大步。

據悉，EIP-4361描述了使用簽名消息的現有Web2服務的身份驗證方法。用戶可以使用自己的私鑰（帶有相應的地址）進行身份驗證，而不是使用用戶名和密碼的組合。

此前消息，Spruce于2021年10月與以太坊基金會、ENS共同制定了SIWE標準EIP-4361 并于去年年底發布了EIP-4361的實現源代碼，并于今年5月發布其2.0版本。[2022/7/19 2:22:34]

1970-80年代是互聯網從之前百花齊放的局域網時代走向真正意義上互聯互通的互聯網時代的扎根期。在這之前，互聯網的標準也是花樣百出，這其中也包括后來的互聯網標準TCP/IP。這些標準都可以視為民間標準。1981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推出了OSI（開放系統互聯）標準。雖然ISO也不算嚴格意義上的官方組織，其推出的標準也沒有強制力，但相較于包括推出TCP/IP標準在內的那些組織，無疑更官方一些，更具權威性。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OSI標準推出后，當時很多權威和專家都對其給予厚望。OSI作為互聯網標準至今在很多教科書上仍占有一席之地。

馬化騰：騰訊從“數實融合”角度看待元宇宙，而非純虛擬:3月24日消息，近日在騰訊2021年度第四季度及全年財報的電話會議中，騰訊CEO馬化騰表示，對現在比較熱的元宇宙概念，騰訊更多的是從“數實融合”的角度來看，而不是純虛擬的，比較關注全真互聯網的概念。（澎湃新聞）[2022/3/24 14:15:04]

但40年后回頭看，更準確地說，在1990年代，TCP/IP作為互聯網公認的標準就已經確立了。更為尷尬的是號稱技術上更好的OSI標準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落地過。OSI標準的完敗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原因。一是互聯網的興起是一種市場自發行為，標準化組織的推薦標準相較于市場標準并無特別的官方支持。而事實上美國一直是互聯網的領頭羊，TCP/IP雖是民間標準，但其支持者和受益者主要是美國的公司，實質上代表著美國的利益。二是OSI標準推出時間已晚，圍繞著TCP/IP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圈和利益圈，而OSI作為一個標準并無一個強有力的推廣者和利益相關者。三是互聯網從出現到普及是一個應用驅動下滲透率持續提升和技術不斷迭代的過程，有應用便于推廣比技術上的完備性和權威性更重要。

聲音 | 人民日報丁偉：隨著區塊鏈技術發展 媒體融合正從“融媒體”邁向“智媒體”:11月18日，人民日報社新媒體中心主任、人民日報智慧媒體研究院秘書長丁偉表示，移動互聯網已成為信息傳播主渠道。隨著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新技術的不斷發展，信息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持續發生深刻變化，媒體融合正從“融媒體”邁向“智媒體”，從“互聯網+”邁向“智能+”。有人形容，如果說“全媒體”是媒體的物理反應，“融媒體”是化學反應，那么“智媒體”則是媒體的基因進化。因此，我們除了要明確“移動優先”的戰略，還應該提前著眼在智慧媒體領域布局。（人民日報）[2019/11/18]

不同于互聯網標準之爭發生于互聯網從0到1的過程。比特幣、區塊鏈和數字貨幣都是互聯網從1往后的事情。監管當局、傳統金融機構對互聯網及其迭代和顛覆性都有所認知。從近年來互聯網創新的前沿共享經濟和數字貨幣來看，互聯網創新越發向公共經濟領域挺進。對于互聯網的基礎設施屬性，特別是平臺型公司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和義務？如何監管？公眾和監管當局也有著越來越多的思考，互聯網及其創新面臨著越來越嚴格的監管，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是大勢所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數字貨幣態度急轉 從“均衡監管”變成“強化監管”: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張在數字貨幣監管方面采取均衡做法。去年九月，該組織執行董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曾呼吁各國中央銀行和金融服務需要密切關注數字貨幣技術。但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言人格里·賴斯（Gerry Rice）則表示，需要“加強各國監管機構之間的全球化討論與合作”，數字貨幣的風險不僅僅是給投資者帶來損失，同時它還可能用于洗錢、恐怖主義融資、逃稅和欺詐行為。[2018/1/22]

因此，在數字貨幣這一公共屬性極強，監管密度很高的領域，大概率很難重現新興勢力一邊倒的興起，傳統勢力一邊倒被顛覆的現象。Libra項目白皮書自發布以來的遭遇，就是一個監管者不斷認知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來說，監管者認知到位，監管到位反而有助于數字貨幣的快速發展。筆者認為，在數字貨幣領域，央行或傳統金融機構推出的數字貨幣在和互聯網新勢力推出的數字貨幣之間的競爭應該不會重現互聯網標準之爭中的偏官方的OSI標準完敗于民間的TCP/IP標準的情況。

不過，央行和傳統金融機構若推進數字貨幣項目也不可想當然的認為依托于法律強制力和在位者優勢，即便再加上先發優勢就會得到廣泛的推廣應用，能夠有效邊緣化新勢力的數字貨幣生存空間。

互聯網的顛覆性依舊存在。現有的貨幣發行流通及其對應的金融體系本質上是傳統現代國家興起和工業化分工的產物。而互聯網分工密度指數級于工業化分工密度，不同于工業化時代金融行業和其他經濟部門之間是相對平行的分工協作模式，互聯網模式下大量的金融行為嵌入在使用場景中。互聯網已成為很多貨幣使用和派生的首選場景，這一點傳統金融機構相對于互聯網新勢力反而有劣勢。

總之，數字貨幣領域很難重現互聯網標準之爭中OSI標準的完敗，但OSI標準的完敗對于傳統金融部門而言，仍是一個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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