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因經濟問題及《穆德洛斯停戰協議》導致奧-德聯盟關系走向瓦解

引言

隨著戰爭的推進，土耳其政府要求其盟國提供越來越多的補貼和貸款，但對于德因提出要在帝國財政和貨幣體系中推行改革的種種建議，卻置若罔聞。

在德國人與土耳其人就外高加索地區各自的利益領域，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問題進行討價還價時，同盟國的軍事局勢正逐漸惡化。

1918年10月30日的《穆德洛斯停戰協議》要求土耳其政府斷絕與同盟國的關系，德國在土耳其的外交和領事機構也逐漸被關閉，雙方聯盟關系走向終結。

一、德國無望主導奧斯曼帝國經濟

在戰爭最初一年半的時間里，德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政策幾乎完全是出于軍事考慮，所以讓土耳其軍隊在戰場上盡可能有效地增補同盟國，幾乎是德國最高統帥部和文職領導人唯一關心的問題。因此，他們不愿意就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的暴行，以及奧斯曼帝國內部其他各種問題作出激烈的反應。

直到1916年，盡管直接的軍事需求仍然是德國領導人關心的核心問題,但在魯登道夫進入德國最高統帥部之后，德國已經開始計劃并力圖擴大其在奧斯曼帝國的經濟影響力。

由于土耳其深諳韜略和堅定不移的對策，加之德國人自身分歧不斷，德國的這種擴張性努力只收獲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果，比如《士-德軍事公約》”,以及土耳其向德國公司提供一些采礦特許權。在大多數其他經濟問題上,德國人沒有取得一點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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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政府從未就德國在其未來經濟發展中所占的份額做出任何承諾，并堅決拒絕為德國利益集團而清算大量協約國的控股。在奧斯曼帝國建立的德國銀行和商業機構，并沒有因戰時兩國的盟友關系獲得多少利潤;尤其是巴格達鐵路公司，實際上已經瀕臨破產。

在金融和貨幣事務方面，土耳其人也有效地控制了柏林的野心，堅決拒絕篡改英國和法國在奧斯曼帝國銀行的特權地位，拒絕使用德國政府未發行的紙幣,并成功地抵制了德國試圖在給土耳其提供的貸款上附加額外條件的行為。

到1918年，奧斯曼帝國從德國獲取的貸款和信貸已經達到了5億馬克，許多德國專家當時就確信，大部分預付款土耳其人是永遠不會如數奉還的。德國官方和私人集團在奧斯曼帝國穩固經濟地位的努力也是徒勞的。

沒有成功說服給德國鐵路公司提供足夠的補償、給巴格達鐵路項目提供承諾的資金。大部分的鐵路修建都是在戰爭年代進行的，但最終都是由德國政府出資。從1917年開始，德國試圖清除在土耳其的法國和英國經濟型企業，為自己開拓新的投資機會，但遭到財政部長穆罕默德-卡維德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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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CUP的態度，一些德國官員最終得出這樣的結論:與奧斯曼帝國保持真正的、長期的密切關系，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看來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要再有所期望了。

1917年6月，駐土耳其大使馮.庫爾曼向貝特曼.霍爾韋格總理指出，魯登道夫和其他人要求德國更多地參與奧斯曼帝國的經濟發展，應該不會被土耳其接受。

未來德國資本是否能在土耳其鐵路系統的建設中扮演一個獨家角色，仍然是個問題。“除了絕對必要，我們是否真的應該把德國資本放在土耳其這張牌上(現在看來還是張危險的牌),在我看來不應該未經深思熟慮就妄下決定。”

庫爾曼還認為，一旦戰爭結束，再去“制止或阻礙土耳其和我們敵人之間經濟關系的恢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不贊成某些悲觀者想讓我們在戰爭結束后就拋棄土耳其的觀點，認為它就像一個被榨完汁的檸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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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也不建議國家向土耳其投入的資本要比之前我們維護地位的要多。”庫爾曼的繼任者馮.伯思斯托夫則走的是強硬路線，對土耳其在一系列問題上的不合作感到非常惱火，并且越來越懷疑其對同盟國軍事援助的價值。

1918年1月，他向喬治.馮.赫特林總理建議“最后一次將土耳其經濟與我們綁在一起的時刻到來了”,而且表明:“除非土耳其愿意讓我們在未來主導他們的經濟，那么在當前惡劣的情況下，我們為她在軍事、金融和外交方面做出巨大的犧牲就是值得的。

如果土耳其不接受，它對我們來說就沒什么價值了。”但是，鑒于之前庫爾曼堅持的觀點，伯恩斯托夫的建議并沒有得到柏林的重視。與此同時，魯登道夫和其他一些有影響力的人物繼續夢想，并推進和奧斯曼帝國之間所謂“親密的”經濟關系。

總之，在戰爭年代，德國政府機構和私人利益集團為提高德國在奧斯曼帝國的經濟影響力所做的努力，通常都是不成功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青年士耳其黨設置了重重阻礙，而且德國官方從來沒有就如何與奧斯曼帝國建立一個良好且密切的關系達成一致。與此同時，戰爭上同盟國逐漸失勢，奧-德聯盟關系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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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奧-德潰敗,聯盟終結

自1916年8月起，巴爾達、西奈半島、耶路撒冷先后陷落。到1917年底為止，土耳其軍隊雖仍不言敗，但依然對這場大戰不抱希望。恩維爾帕夏的姐夫，《Ikdam》報紙的編輯杰夫代特貝伊說道:“

君士坦丁堡處境危險，人民載聲怨道，就連一些政府領袖都認為在完全被扼殺之前，有必要先擺脫德國，與英法單獨媾和。但是選擇這條路，就要面臨被瓜分的危險。”

其他一些報紙也報道了土耳其人和德國人關系越來越緊張，以及土耳其政府不得人心的消息。而曾任駐埃及公使的沙菲克帕夏)則比較樂觀，他聲稱君士坦丁堡一切均好，恩維爾自收復高加索地區領土后，聲勢大增。然而，到1918年夏，協約國部隊已經成功遏制德國在西線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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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對土耳其人的兩大打擊是其在巴勒斯坦的災難性潰敗，以及協約國軍隊在馬其頓的勝利。其他危險信號也頻頻釋放，前線逃兵現象嚴重、奧斯曼帝國內部經濟和行政混亂不斷、土耳其軍隊無力抵抗美索不達米亞的英軍、英國陸軍元帥埃德蒙.艾倫比將軍率領部隊向北推進安納托利亞、鄰國保加利亞遭遇軍事崩潰退出戰爭等。

保加利亞的投降中斷了土耳其和德國之間的交通，德國的各種補給無法抵達帝國境內。而此時，經歷了腥風血雨的德國及其盟友再也無力抵擋來自美國的挑戰。聽聞德國人希望美國出面協調與英法關系時，青年土耳其黨人意識到自己同樣除了求和，別無選擇。

10月初，土耳其政府接受“14點計劃”，停止敵對行動，開始和平談判，但要求達達尼爾海峽的“擔保權”歸“土耳其所有”，才會接受和平解決方案。”為了防止巴爾干半島局勢進一步惡化，土耳其政府敦促柏林方面讓多布魯賈(屬保加利亞)向羅馬尼亞投降。

與此同時，土耳其內閣也進行了徹底的重組。到10月中旬，艾哈邁德伊澤特帕夏領導的新團隊已經接管了政府，此后不久，停戰談判開始。但為了安撫德國人，土耳其政府將談判時間推遲了一周。

10月26日，當拉烏夫帶領的土耳其停戰代表團，到達高夫.卡爾索普所在的船只時，塞克特和其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德國官員，正在組織各個亞洲戰場的德軍撤退工作。10月27日晚，伯恩斯托夫也在撤退洪流中。啟程前，他向土耳其政府保證，他的離開并不代表雙方外交關系的破裂。

經過4天的談判，奧斯曼帝國與協約國代表英國于10月30日簽訂了《穆德洛斯停戰協議》，翌日正午生效。《穆德洛斯停戰協議》規定:

1、土耳其開放海峽，協約國占領據點把守;2、遣散大批土耳其軍隊;3、“任何可能威脅到協約國安全的情況下”，協約國有權占領或控制某些戰略要點;4、協約國控制土耳其的所有鐵路。9由于拉烏夫的堅持，協約國允許所有在奧斯曼帝國的德國軍隊一個月內離開，對那些從偏遠地區撤離的人給予額外的寬限期。

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同意終止與同盟國的一切關系。《停戰協議》簽訂當晚，伊澤特向還在敘利亞北部前線的李曼將軍發送無線電指示，要求將指揮權轉交給穆斯塔法.凱末爾將軍，帶著他的德國士兵返回君士坦丁堡。

李曼與他的土耳其同事和下屬在參加充滿感傷的告別會后，和幾位參謀乘坐火車在11月4日到達君士坦丁堡。其部下的大批德國軍隊則在回程中滯留多日，大多數到11月中旬還在途中。

“當李曼抵達君士坦丁堡時，馮.塞克特將軍、德國海軍人員以及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德軍已經撤離到敖德薩、塞瓦斯托波爾和其他俄國港口。

11月2日，德國兩艘負責運送撤離人員的船只還搭載了一批頗具爭議的乘客，即恩維爾、塔拉特、杰馬爾以及CUP政權的其他重要人士。他們未經許可的離境在君士坦丁堡引起了軒然大波，也讓仍未撤退的德國官員相當不滿。

11月3日，發現恩維爾、塔拉特、杰馬爾和其他幾位戰時領導人離開后，伊澤特立即通知德國大使館，希望與德國合作迅速遣返逃犯。自伯恩斯托夫離開后，德國大使館參事由馮.瓦爾德堡臨時代辦，他其實很清楚“逃亡者”的位置，卻假裝一副完全出乎意料的樣子。

為了緩和土耳其政府的情緒，瓦爾德堡詢問德國外交部他是否發表“我們將對失蹤土耳其領導人的下落進行調查”的聲明，但被柏林拒絕。此時的恩維爾正計劃前往高加索地區，由于此舉充滿危險，11月5日，德國外交部要求當時在烏克蘭的德國軍事當局阻止恩維爾，并向他明確表示，德國非常歡迎他的到來，而且塔拉特和其他幾位領導人現已在德國了。

在柏林的指示下，瓦爾德堡甚至拒絕談論引渡的逃亡者，土耳其內閣試圖向李曼將軍施加壓力。伊澤特指出，至少把逃亡者中的恩維爾和杰馬爾送回君士坦丁堡，否則輿論可能會迫使土耳其政府將所有還在奧斯曼帝國的德國士兵作為“人質”。由于1.2萬多名德國士兵受到了威脅，李曼立即通知柏林此事，但沒有得到重視。

第二天，即11月6日，伊澤特親自向德國總理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寫了一封冗長的信。信中指出，幾個逃亡的領導人是因為瀆職和參與“亞美尼亞事件"而被通緝的，除非他們返回土耳其，不然到時協約國介入，君士坦丁堡將面臨重大危機。

結言

11月11日,大維齊爾的信才到達德國外交部，此時威廉二世政權已被推翻，伊澤特本人也被陶菲克帕夏取代。然而無論如何，德皇政府都不會在引渡問題上讓步。其實，CUP逃亡的領導人沒有一個越過德國邊境，直到12月，他們才通過喬裝打扮到達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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