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袁曾：數字人民幣的通道作用與對“長臂管轄”的反制

袁曾上海大學法學院副研究員

原文刊發于《求是學刊》2022年第2期第119-128頁。為了閱讀方便，省略了注釋和參考文獻。

摘要：利用美元的全球中心貨幣地位對他國實施制裁，是美國“長臂管轄”的主要手段。數字人民幣具有精準調節貨幣政策、維持幣值長期穩定、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等重要金融通道作用。有效發揮數字人民幣正向作用，穩慎推進數字人民幣參與境外跨境支付金融體系建設，是我國反制美國“長臂管轄”向我國經濟領域延伸的有效手段，但需強化法律配套支持，有效規避因監管邊界擴大、國際支付體系重構、信用貨幣創造等引致的風險。從而強化金融科技的合規管控能力，搶占數字空間鑄幣權，增強反制“長臂管轄”的能力。

關鍵詞：數字人民幣；金融通道；長臂管轄；跨境金融合規

美國憑借二戰后美元在國際交易結算市場中的優勢地位，以及對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等結算體系的控制，得以頻繁對他國經濟實體實施體現域外法權的“長臂管轄”。降低和擺脫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尋找國際交易結算的替代貨幣，關系到國家戰略安全。目前，各國在法定數字貨幣領域展開了激烈競爭，通過爭取本國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在國際流通中的比重和話語權，搶占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流通的先發優勢。數字人民幣作為法幣的數字化形式，在新基建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背景下，發展數字人民幣及跨境支付結算體系，對反制美國“長臂管轄”具有重要意義。但在數字人民幣流通體系建設的實踐中，其具體具備何種金融優勢？如何保證貨幣政策的穩慎實施，并取得預期效果？數字人民幣在反制“長臂管轄”中的風險，應當如何應對？如何增強數字人民幣流通體系抵御“長臂管轄”的能力？上述關鍵問題的解決方案，均需要從法學的角度給予前瞻性研究預判。

一、數字人民幣的通道作用

保證貨幣政策調節機制的精準實施

控制社會貨幣總體供應量，促進社會商品總需求與總供給間的平衡，是貨幣政策調控的短期目標。馬克思貨幣理論闡明了貨幣政策變動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即貨幣政策的調整會影響經濟產出、造成物價變動，最終對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形成影響。因此，對貨幣調節機制做出準確理解和把握，其前提和核心是各國中央銀行有效調控貨幣的總體供應量。在傳統貨幣流通模式下，監管機關對貨幣真實供給情況的掌握存在延后性。但數字人民幣在發行和使用中，廣泛依靠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監測處置的底層先進信息技術，理論上可以實時掌握社會流通的現金總量，從而實現精準的貨幣總量控制，顯性強化對人民幣流通秩序的管理。

另外，數字人民幣的發行與回籠，可以通過“利率走廊機制”對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的變動產生影響。央行通過采取買賣有價證券、吞吐基礎貨幣等措施，可以有效調整數字人民幣總量，有效施加對短期利率市場的影響，在不同情形下實現擴張或收緊經濟的宏觀操作。在貨幣需求總體基本可控的前提下，央行通過對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或回籠措施的調整，把握市場短期貸款政策，調節利率走廊上限和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進而對其他資產短期利率精準調控，引導公眾投資及其他需求，確保市場貨幣供求關系始終維持在穩定、可控的水平，抵御外幣干預我國貨幣體系的能力由此增強。

西太平洋合眾銀行跌幅擴大至28.78%:金色財經報道，西太平洋合眾銀行跌幅擴大至28.78%，再次觸發熔斷。[2023/5/2 14:38:51]

數字人民幣對金融信貸業務的準確度提高將產生重要影響。傳統現鈔流通背景下的個人征信背景調查，伴生金融機構對個人資產狀況和現金流水的詳細核查。但披露信息不對稱的問題仍然存在，且不可能被完全消除，對借貸主體的信用審核、發放貸款以及貸后管理等關鍵環節仍要由金融機構人工審核完成。數字人民幣的發行和流通，將進一步壓縮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與央行、銀保監局等監管部門對數字信息的獲取和處理成本，構建以大數據分析為支撐的更為完善的個人征信體系，數據分析方法以及伴生貨幣體系成長的“數字金融畫像能力”將不斷增強，不良貸款的預防和處理能力將在技術的加持下顯著提升，更好地滿足真正有需求的信貸主體，實現更為靈活的金融服務實體發展模式。

維持貨幣政策目標下幣值相對穩定

貨幣政策的長期目標，主要為支持實體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其核心在于在相對長的時期內，保持貨幣價值的相對穩定，這也是維持貨幣認可度的關鍵因素。現代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發行權一般集中于本國央行，而央行的資產業務形成本幣的發行，央行的負債業務形成本幣的回籠。以美聯儲為例，理論上分析，當經濟活躍度降低、市場流動性萎縮時，美聯儲將參與公開市場交易，通過購買國債、開展逆回購操作等措施，創造更多信用貨幣；當市場消費過熱、出現通貨膨脹時，美聯儲將通過加息等措施減少市場貨幣供應，壓抑通脹。但此僅為理論上操作，實際上近些年來由于西方經濟的疲弱，美聯儲屢次采取通過發行國債，實現間接發行貨幣的信用貨幣政策，通過增發超發貨幣的方式，利用美元優勢和信用收割全球財富。我國目前貨幣發行采用的是“匯兌本位制”，即央行通過購買以美元為主的外匯進行人民幣發行，并且對流入的外匯強制結匯，匯率緊跟美元，保持了長期的相對匯率穩定，但在近年美聯儲毫無限制地操作下已捉襟見肘。就此作用分析，以國家主權信用為背書發行的數字人民幣可以有效提高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和科學性，有效應對美元超發、美債濫發的風險，無須延續經濟形勢下行時美聯儲“大水漫灌”的常規貨幣政策。相關部門通過搭建數字人民幣信息網絡，可以實現對社會商品物價水平的即時監測，并通過相應貨幣政策的靈敏反饋，迅速有效地調整后續貨幣政策，消減普通民眾對于濫發、超發貨幣的通貨膨脹預期擔憂，提高有效穩定幣值的預期與能力。

在傳統貨幣管理模式下，我國的商業銀行的債務規模保持穩步增長，但對風險監管的有效性仍然缺乏。金融機構通過買入返售業務，或將到期的定期存款轉化為保險理財產品其后投向同業負債，實現了被動負債的主動化，實現了規避監管限制的目的。此類金融同業業務的無序開展，削弱了央行對于貨幣發行的有效控制。數字人民幣利用區塊鏈加密技術，具有不可無法偽造、便于追蹤的技術特點，使得央行在“央行-商業銀行”的二元發行路線下可以具有更加穩健的監管中心地位，從而較好地對各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向進行追溯，實施強力審慎監管以避免派生債務，使得貨幣有效發行與國家經濟實際總量同比適度增長的能力加強，有利于保持人民幣幣值的長期穩定。

減少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傳導功效

SPACE ID市場及生態初始流通分配中的7500萬枚ID已轉入Binance:3月27日消息，據鏈上數據分析師余燼監測，SPACE ID市場及生態初始流通分配的1.2億枚ID中已有7500萬枚被轉移至Binance平臺。據悉，ID初始流通中有4760萬枚為空投Token，1億枚為Binance Launchpad份額，其余1.2億枚分配給市場和生態。[2023/3/27 13:28:29]

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特別是抑制巨型數據平臺企業因壟斷地位而可能引致的全局性風險，是當前合規審查工作的重點。央行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20年通過非銀行支付機構處理網絡支付的業務量達到8272.97億筆，已是傳統銀行電子支付業務量2352.25億筆的3.5倍，且呈現逐年擴大的趨勢。阿里集團的支付寶、騰訊集團的微信支付等目前市場主流的第三方支付平臺，憑借網絡社群工具屬性，近年來已搶占了商業銀行在貸款領域的大量份額，甚至在部分領域形成了基于網絡的影子銀行體系。此類互聯網金融集團的出現，極大增加了金融業的復雜性和風險關聯性，集團內部關聯交易的增加也加劇了金融業的系統性風險。

目前，全球主要國家及地區金融組織對于互聯網金融業務仍然秉持相對寬松的監管態度，尊重經濟運行邏輯并認可其對實體經濟的正向激勵作用，與此同時，也將其納入監管范圍以控制潛在的系統性風險。例如，螞蟻集團通過微貸科技平臺推出的“花唄”和“借唄”等在線無抵押的短期消費信貸產品，2017年其信貸余額規模為6475億，但到2019年底，其規模已快速放大至20138億元，占到當年中國消費信貸余額規模的1/6。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監管加之現行法律應對新生金融產品的有效能力下降，若此類金融平臺企業出現連鎖壞賬，其引致的系統性風險將波及我國整體國民經濟，特別是居于劣勢地位的普通民眾。央行、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在2018年印發的《關于完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加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防范“大而不能倒”風險發生。數字人民幣的可追溯性、可實時監控性，可以用于延伸監管第三方支付平臺保證金繳納、吸儲放貸等暗箱操作，防止各種可能的不確定性風險特別是資本集團的投機風險。數字人民幣的發行以國家主權及政府信用作為擔保，其產生和流通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現行互聯網的金融技術底層結構，重塑互聯網金融運行生態。我國金融集團平臺業務發展迅速，需要利用數字人民幣加強事前監管的能力手段，提高政策的靈活性與擴展監管邊界的范圍。

二、數字人民幣可有效反制“長臂管轄”

“長臂管轄”的主要手段是美元霸權

“長臂管轄”是美國司法制度中的概念，指美國司法機關依托國內法規僅憑“最低限度聯系”就可以將權力延伸到境外，管轄境外實體。作為“長臂管轄”主要手段的美元霸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操縱國際匯率安排。美元是國際主要結算貨幣和主要外匯交易貨幣，通過實施美元戰略性貶值策略及超寬松貨幣政策，可以逼迫各國貨幣的真實匯率與名義匯率不斷升值，從而刺激國際社會對美元資產的需求，加速美元輸出并轉移通貨膨脹壓力。二是影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美元政策可以直接影響國際主要大宗商品價格變動，造成全球資產價格波動，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等以制造業為主國家的企業生產成本控制帶來挑戰，美國得以借此獲取剪刀差。三是影響他國外匯儲備。美元作為全球性貨幣，貶值將引發全球貨幣的流動性泛濫，其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會讓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外匯儲備計劃陷入被動，使這些國家的貨幣政策失去獨立性。

外媒：SBF案件審理法官與BlockFi合作的律所合伙人系夫妻關系:金色財經報道，據紐約時報文章透露，將在曼哈頓下城聯邦法院負責審理SBF案件的刑事審判法官Ronnie Abrams是Davis Polk&Ward well LLP律師事務所合伙人GregD.Andres的妻子。據Davis Polk律所網站顯示，今年7月該律所建議Block Fi作為FTX.US附屬公司West Realm ShiresInc提供的4億美元貸款的借款人；還就FTX.US以最高達2.4億美元的價格收購BlockFi的選擇權向BlockFi提供咨詢。（紐約時報）[2022/12/23 22:03:21]

“長臂管轄”一般包括立法管轄權、司法管轄權和執法管轄權。通過制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反海外腐敗法》和《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等法律，美國得以在實際上擴大了其國內法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延伸其“長臂管轄”范圍；運用“最低限度聯系”原則，建立域外司法管轄連接點，增強司法管轄輻射范圍和連結點適用半徑，在司法領域利用“長臂管轄”持續突破域外法律適用規則和連結點規則建構基礎。借助本國行政機關的強硬執法手段、同盟國的配合以及對某些國際組織的實際控制權或重要影響力，頻繁針對外國經濟實體和個人開展制裁、經濟封鎖、出口管制等域外行政“長臂管轄”措施。以將其他經濟體排除于美元體系之外的方式實施制裁，其他經濟體懾于脫離現行世界貿易的主渠道使得“長臂管轄”具有了現實可能。就經濟體系而言，“長臂管轄”的能力與技術基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元的全球中心貨幣地位。

數字人民幣提供了反制“長臂管轄”技術可能

美國借助對SWIFT的控制權，采取“長臂管轄”措施對他國金融機構施加壓力，通過威脅封鎖銀行間交易賬戶、不予辦理美元結算等手段，迫使他國提供相關經濟實體信息，從而在實質上突破了外國信息安全的國內法保護屏障。傳統跨境交易依賴美元作為清算貨幣，而基于區塊鏈技術建立的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可以繞過SWIFT體系和美元清算系統，雖然短期內無法替代美元，但從長遠看，可以為建立獨立自主的跨境交易通道做必要準備。因此，推廣數字人民幣使用，構建扁平化的跨境支付網絡，實現即時和集成的支付結算過程，將逐步解決依托中間機構實現跨境交易數據傳輸的安全性問題，以及依賴美元作為跨境交易中間貨幣的清算問題。

同時，利用數字人民幣具有的可追溯性、不可篡改性等區塊鏈技術優勢，一方面可大幅提高跨境交易結算效率，將現有SWIFT體系下的交易結算時間由按天計時提升至毫秒級，極大地提升貿易便利性與結算優勢。另一方面，數字人民幣的獨立結算地位和低中介化交易結算方式，將阻斷美國企圖通過“長臂管轄”對交易雙方實施干預及限制。若數字人民幣體系成為金融全球化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可以為其他國家與地區規避美國利用SWIFT等國際支付和清算體系實施無理監控和“長臂管轄”提供現實可能。

增強反制“長臂管轄”的人民幣實力

2016年9月3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是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重要標志。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首要任務是推動人民幣的跨境支付，其基本邏輯是為基于真實交易的境內外收付款人之間的人民幣資金轉移提供通道。當前人民幣國際支付清算的主渠道是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該系統僅能滿足現行條件下人民幣離岸業務開展的基礎性需要，但受制于支付效率和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的風險控制等因素，CIPS的底層架構仍為SWIFT等美元主導下的國際跨境交易清算系統。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需要與國家綜合實力、金融管理能力、貨幣質量、使用需求等相匹配適應。數字人民幣參與跨境支付，將為央行提供最真實和準確的國際貿易和貨幣交易數據，利用分布式記賬規則和大數據挖掘能力等創新機制，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與現代生產力來源，可以提升央行對于市場交易數據的把控能力，優化貨幣市場化配置能力，完善數據治理機制及數據定價交易體系。數字人民幣的交易轉賬不依賴于傳統銀行賬戶，其廣泛應用將改變以分布世界各地的代理行和清算行之間關系為基礎的跨境支付格局。

比特幣閃電網絡容量過去30天下降至約5058枚 BTC:金色財經報道，1ML數據顯示，當前比特幣閃電網絡容量為5057.82枚 BTC，過去30天下降1.26%。

此外，當前閃電網絡節點為15,961個，過去30天下跌2.98%，通道數量為76,150個，過去30天下降2.6%。[2022/12/4 21:21:24]

此類通道作用，對規避美國通過SWIFT體系對人民幣跨境交易的監控追蹤，提高人民幣在實體經濟領域使用便利化水平和能力，以及提高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體量，均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我國對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基調，已從“十三五”時期的“穩步”變成了“十四五”時期的“穩慎”，并強調“營造以人民幣自由使用為基礎的新型互利合作關系”。通過堅持市場驅動和自主選擇，優化數字人民幣跨境使用的便利程度和法治政策環境，加強數據服務底層技術國際合作，推進基礎技術設施跨境合作，在有效抑制人民幣外溢以及加強外匯管制的邏輯前提下，有助于提升數字人民幣國際市場參與度，全面提高人民幣跨境及離岸清算效率，提升中國與全球金融交互的融合程度。

三、數字人民幣的通道作用在反制中的風險

應用邊界擴大增加監管難度

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攫取全球利益，多部門交叉配合，通過已構建成熟的“長臂管轄”體系實現維護其經濟利益目的。數字人民幣承載了央行信用背書，在使用過程中兼具便利交易性和實時傳輸性特點，可以預見，數字人民幣的大規模應用將對美國主導下的SWIFT體系產生沖擊。數字人民幣以法幣形式推出后，央行面臨著數字人民幣多邊標準認同、法律地位共識等更為復雜的現實問題。構建跨境數字人民幣監管體系，可能成為與中國存在深度貿易往來的經濟體的金融基建剛需，也包含著對數字人民幣參與國際結算體系的新規則標準爭奪。為了維持美元全球貨幣的地位，美國政府很可能調整現行貨幣政策與貿易規則，推出更加嚴格的報復性和懲罰性措施，加大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阻撓力度，這將對我國的國際貿易風險抗壓能力和監管應對體系提出新的挑戰。以打擊反洗錢的國際合作為例，法定數字貨幣的可溯源性和便利監管特征，強化了貨幣發行主體即本國央行的反洗錢監管義務，而各國的反洗錢政策的相互獨立性、法定數字貨幣的匯兌便利性和監管跨國性則會增加關聯交易國央行的監管成本。

結算體系重構增加成本壓力

雖然SWIFT體系在運行中暴露出諸多問題，美國濫用制裁“大棒”的行為也遭到多國反對，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使用和發展，利用SWIFT體系進行跨境交易仍然是各國經濟實體認可的商業習慣，憑借美國強大的綜合實力，美元霸權主導下的SWIFT體系在國際跨境支付結算市場占據壟斷地位，預判其地位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不會發生大的改變。而數字人民幣參與跨境結算體系，可能壓縮商業銀行的利潤空間。SWIFT體系下的跨境結算需要依托交易方在商業銀行開立的外匯賬戶，商業銀行促成交易達成承擔中介作用，并收取一定的服務費用。但與傳統模式下的貨幣與特定賬戶強耦合性特征不同，數字人民幣持有者之間的點對點交易，將直接削弱商業銀行支付結算的中間商作用并切斷通過提供外匯服務增加營收的來源，可能會影響數字人民幣通過銀行流通的進程，客觀上在數字人民幣推廣應用過程中形成阻礙。

Trading Tent將集成COTI旗下穩定幣Djed:金色財經消息，Cardano生態項目COTI與實時交易協議Trading Tent達成合作，Trading Tent計劃將COTI旗下穩定幣Djed集成至交易系統中，允許用戶使用Djed交易NFT以及其他Cardano原生資產。[2022/6/29 1:40:10]

由于國家主權信用的背書，數字人民幣參與跨境結算體系對支付結算系統的安全性和運行效率提出了極高標準，要求數字人民幣在系統性上必須保證絕對安全，若遭受攻擊或發生宕機事件，很有可能干涉到國家金融總體安全。即使央行在技術標準與基礎設施建設上做了充足準備，分布世界各地的商業銀行及金融機構能否在軟硬件設施、技術儲備和服務保障領域全部滿足相應標準，也需要予以成本考量。此外，如何控制巨量數字人民幣交易的風險敞口，如何實現數字人民幣同頻多方匯兌，均需要央行予以研判，而由此增加的各類成本，最終將轉嫁由該系統的所有參與者與使用者分擔。在反制“長臂管轄”的過程中，很有可能因重構結算體系的成本過高，而造成數字人民幣推廣與使用的范圍受限。

數字法幣可能干預信用貨幣創造

信用貨幣創造，是現代商業銀行的主要功能之一。信用貨幣本身是依靠國家信用創造，美元成為當前最主要的國際性貨幣，關鍵在于美元的信用被全球大部分經濟體所認可。近年來美國頻繁實施金融霸權，通過量化寬松政策放大美元效應，轉嫁國內金融風險，美元信用的可靠性實質上已經受到極大減損。推行數字人民幣將改變信用貨幣的創造體系，有助于對抗美元量化寬松帶來的危機外溢影響。以往優先現鈔支付的習慣在社會諸多領域都已被各種電子支付平臺迅速替代，但此類電子支付的本質屬性依然屬于銀行存款，不會對貨幣乘數發生擠壓。

我國現行的信用貨幣發行遵循中央銀行到商業銀行的二元體系，即央行作為數字人民幣的發行主體，商業銀行在接受央行數字人民幣移轉的同時繳納等額準備金。但央行基礎貨幣的發行數量，很有可能也會因數字人民幣發行而降低。數字人民幣是數字化現鈔，若將存款大規模兌換為數字人民幣，則超額準備金的遞減效應將遠大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的釋放效應，即現金漏損率增大，貨幣乘數將下降，信用貨幣的創造和擴張將受到相應限制。基礎貨幣數量的減少，會對現鈔通貨以及存款形成擠壓效應，導致超額準備金全部轉至法定存款準備金，商業銀行及存款性金融機構可能面臨無法通過發放貸款進行信用貨幣擴張的局面。雖然理論上可以切斷跨境交易的美元通道而適用數字人民幣，但若美元不斷擴大信用貨幣創造，我國卻保持著較少的信用貨幣投放，在此情形下是否仍然能夠保持我國經濟的實際增長需要予以預判。

四、相關立法建議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發展路徑

針對數字人民幣的跨境延伸監管，應遵循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明確數字人民幣流通與監管的法律責任，維護我國跨境交易主體合法權益，將美國“長臂管轄”效果阻斷，維護國際金融交易市場秩序。合理利用“長臂管轄”中“最低限度聯系”原則，在保證各交易主體間信息充分披露和受保護的前提下，延伸數字人民幣跨境監管范圍和適用半徑。參與交易的主體，若其行為嚴重影響到我國國家利益，我國監管機關可在合理范圍內主張管轄權，而數字人民幣體系提供了最優的技術手段與反制能力優勢。通過立法程序，在適當時機延伸我國法律適用范圍，給予我國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以適度的域外管轄權以維護國家利益。

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流通是一項系統性工程，對我國金融數字化、網絡化發展存在顛覆性勢能。商業銀行通過數字人民幣產品的適用，其運作模式將產生重大轉變，由傳統借貸利差的信用中介盈利模式向提供支付渠道甚至消費引導等服務中介的盈利模式變化。金融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數字人民幣技術發展的支持并非意味著忽視因區塊鏈技術而產生的信用風險，各類分布式賬戶、非法定數字貨幣的金融業務必須受到穿透式金融監管，對威脅或損害國家安全的跨境金融交易主體和行為必須從嚴監管和打擊。立法機關基于數字人民幣的法律性質與特點，需要發揮法律指引作用，根據金融環境變化做出前瞻性立法應對。央行作為數字人民幣標準規則的主導機構，需要加強金融機構對相關資管工具的應用，加大相關基礎設施投入，不斷強化對金融科技的宏觀運用能力與精細化管理能力，保障我國金融體系安全。

調整相應法律體系

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為美國行使“長臂管轄”提供了法律依據，也為其推行美元霸權提供了國內法執行路徑。目前我國在金融類交易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多是規范境內主體之間交易、境內與境外主體之間交易，主要體現的是境內法律監管思維，缺乏境外延伸監管的理念，針對跨境金融監管的條文指引和具體規定尚有空缺需要填補。

一是給予數字人民幣明確的法律地位，全面梳理和修改現行法律規范中有關數字人民幣使用環節的規定。數字人民幣目前已在國內多個試點城市率先使用，央行雖然已著手開展相關修法工作，但相關配套法律規范尚未落地實施，實質上處于監管真空狀態，需要不斷完善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動、涉密信息管理等相關法律法規。二是明確對涉及數字人民幣的犯罪行為予以刑法規制，我國現行《刑法》涉及貨幣犯罪的五個主要條文，所指向的貨幣均為傳統意義上的現鈔，這些規范尚無法完整適用于針對數字人民幣使用場景下的刑事違法行為，需要及時調整以應對新犯罪風險。三是賦予監管部門對數字人民幣跨境交易違規行為處罰權。央行作為數字人民幣的發行方和人民幣政策的執行方，具有天然的監管職能，需要配套法律法規將跨境金融監管和境外延伸監管遵循的原則、目標范圍、處罰措施等內容涵蓋到位，完善我國跨境金融監管機制和反制能力。

建立完整的審慎監管機制

高效的監管機構內部協調合作，是美國“長臂管轄”措施執行能力的保證。在工作機制層面，美國執法機構之間的情報共享系統，常以多部門聯合的形式對境外實體或個人發起共同調查和提起訴訟。在司法層面，美國利用國際司法協助與司法合作便利路徑，通過其在全球范圍內、軍事、外交等盟友的配合，擴大其管轄的適用領域和半徑。二元化的數字人民幣發行和流通技術路線，決定了需要由中心化的央行居于監管中心地位，并需要各職能部門相互配合，通過加強金融監管頂層設計，對各涉及數字人民幣發行和跨境流通監管的部門職責進行統籌優化，履行數字人民幣跨境流通監管職能。同時需要逐步建立完整的數字人民幣及其伴生數據的監管體系，防范數字人民幣體系運行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

在金融市場飛速創新的過程中，遲緩的金融立法已有導致制度供給缺陷的態勢。數字人民幣作為新的貨幣形態，將會衍生出新的金融業態，如產生跨境數字人民幣投資、數字人民幣基金等新型金融產品，應將這些新型金融衍生品的監管需要納入考量范疇。雖然監管部門可以追蹤每筆電子交易數據和資金來源及流向，但由于數字貨幣數以千億計的交易結算頻次，因此對它的監管實際上也有可能處于不可控和不可逆狀態。這就需要加快數字人民幣體系的法治供給，為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提供充足法治空間，保證金融監管的有效覆蓋。

保護跨境金融交易信息隱私

“9·11”事件后，美國政府為應對和打擊國際恐怖組織勢力，根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案》啟動了旨在追查和切斷恐怖分子資金流動的“融資跟蹤項目”。通過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開立行政傳票，允許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在內的美國主要情報機關和事務部門從SWIFT組織數據庫獲取和調查相關的金融交易信息。數據主權是網絡空間中的國家主權，數據主權的博弈提高了數據爭奪的對抗烈度與廣度，并導致網絡大國在網絡空間中利用技術優勢地位實施單邊主義。基于底層技術實力和數據破解能力，優勢國家可以秘密監視和跟蹤其他國家數據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金融數據，利用關鍵數據左右他國經濟走向。

目前，我國還未形成完整的反制“長臂管轄”法律體系，在跨境流通數據保護體系構建上，現行法律需要給出更加明確的保護指引，以絕對安全的使用標準擴大數字人民幣的適用范圍，提升數字人民幣參與國際經貿合作的能力。一是確保數字人民幣流通結算過程中的數據本體安全可控，數字人民幣產生的數據流向總體上應是單向的、不可逆的，即非脫敏的數據不得逃離監管產生下行流動。二是保證數字人民幣使用主體的隱私，減少交易等行為導致的隱私泄露的可能，有效阻止體系外的他國非法機構和組織對相關數據的窺取。對個人或機構開展相關數據核查工作，需要嚴格遵循審批流程，避免交易數據及個人信息的濫用。三是制定數字人民幣跨境信息合作規則標準。《個人信息保護法》首次明確了個人信息屬地保護和非必要不提供原則，將有效反制境外司法或者執法機構強制提取中國境內的個人信息。但對于數字人民幣跨境交易數據安全保護，尤其是涉及到對境外使用的數字人民幣如何監管的問題，不僅需要國內法規則，更需要國外司法機構協同配合。有必要針對數字人民幣的隱私保護制定多邊合作標準，特別是數據跨境使用的合規依據與標準，為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提供制度支持和保障。

余論

基于區塊鏈等底層技術建立的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系統可以有效規避SWIFT體系和美元清算系統的弊端，可以為我國建立獨立自主的跨境交易通道，提供有效反制“長臂管轄”的法理基礎和技術手段。但現行法律制度對涉及數字人民幣的通道作用及其風險尚未作出明確回應，數字人民幣可能的風險敞口依然存在。結合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實際與美國“長臂管轄”的機理研究，我國在國內國際金融領域的相關法律法規修改需要堅持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則，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對數字人民幣的法律定位、作用機制、監管職能、隱私保護等做出合理充分的規制安排。同時借鑒美國“長臂管轄”的部分理論，延伸數字人民幣的跨境監管范圍，通過構建多邊應用標準的模式，提升數字貨幣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增強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跨境支付結算市場的實力與地位，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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