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摩院:中國首個新冠特效藥背后的長期主義

作者｜藍字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2021年12月8日，我國首個自主研發的抗新冠病抗體藥物，正式被中國藥監局批準上市。

這是人類與新冠疫情纏斗至今，一次重大轉折。

研發團隊帶頭人、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張林琦表示，“藥物采取靜脈滴注的方式，注入體內后馬上起效，可以降低80%新冠患者的住院率與死亡率”。

有臨床醫生描述，特效藥的效果就是“用藥第二天，病人的新冠病特異性抗體就呈現幾百倍的上升，持續發熱癥狀也很快就好轉，如同神藥。”

長達20個月的特效藥馬拉松鏖戰，中國跑在了世界前面。

事實上，早在2020年1月10日，新型冠狀病序列公布當天，張林琦和他的團隊就開始了疫苗研發。

新冠病近景圖像圖源：NIAID-RML

而中國對于冠狀病研發的起點則更早，2003年SARS爆發后，在國內，就有包括張林琦、王新泉、向燁等學者的多個團隊，一直潛心從事冠狀病研究工作。

17年磨一劍，這為中國阻擊新冠打下了基礎。

鮮為人知的是，這場事關全人類的科研攻堅戰，首當其沖就是解決科研資金問題。

2020年1月27日，武漢封城第5天，在第一時間啟動實驗室緊急研發的張林琦，在朋友圈咨詢，誰愿意支持關于新冠疫苗藥物研發的項目？

他發出邀請第四天，就收到了回應——1月31日，騰訊基金會向清華教育基金會捐出的500萬到賬，用于支持他的工作。

22個月后，特效藥研發成功，清華大學教育金會秘書長袁桅給騰訊基金會寄出了一封信。

這封落款于今年12月9日的信中寫道，騰訊基金會的捐贈“為此次張林琦教授團隊的新冠藥物研發上市，打下了堅實基礎”。

區區500萬，在高昂的特效藥研發成本中看似滄海一粟，為何清華及張林琦團隊卻在致信中稱為“及時春雨”。

背后是無數不曾為人所知的科研攻關故事。

兩天到賬500萬捐助款

疫苗研發是一個系統工程，從實驗室開始，到工藝開發和生產，到動物安評實驗，再到人體安全性和有效性評估等方面，需要科研團隊全力以赴，更需要大量研究經費支撐。

醫藥行業內有一個“雙十規律”：研發成功一個藥物上市，需投資10億，耗時10年。

微軟中國首個工業元宇宙應用中心項目落戶昆山:金色財經報道，昆山市政府與微軟（中國）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微軟(MSFT.O)中國首個工業元宇宙應用中心項目落戶昆山。據介紹，此次落戶昆山高新區的微軟中國工業元宇宙應用中心，將聚焦推動跨國企業工業元宇宙應用創新和數字化轉型，構建工業元宇宙產業創新生態，助力昆山打造元宇宙產業集聚高地、技術創新高地和行業應用示范高地。[2023/3/3 12:41:07]

“雙十規律”是業內的一個平均值，雖然不代表所有情況，但按照原有的模式，立項、討論一步步籌措資金，確實需要過程。

張林琦的團隊等不了，新冠疫情籠罩下的人們也等不了。2020年1月27日，在技術儲備充足，但實驗進展消耗經費巨大的情況下，從武漢疫情爆發開始，就帶著團隊攻堅的張林琦在朋友圈求助，詢問有沒有人捐款開發冠狀病疫苗，“我們實驗室在開發……沒有停過一分鐘，老百姓和國家急需”。

曾在他門下讀研、在騰訊工作的學生錢天翼拉上另一個同門主動聯系張林琦，在電話里大致統一了行動步驟：同門準備一個保密協議和授權協議，以及律師顧問咨詢協議，實驗室提供給錢天翼相關資料，他準備項目匯報材料，順便聯系一些感興趣的媒體做報道。

張林琦和他的團隊在實驗室圖源：清華大學官方微信公眾號

當天晚上，錢天翼就找到了校友會和幾家由企業自發組織的小型基金會，但對方給出的答復并不樂觀——第一，研發疫苗投入比較大，目前資金規模比較小，杯水車薪不解決問題；第二，這些錢是很多朋友同事湊起來的，大家更希望捐贈實際的物資到一線醫院，解決醫院的燃眉之急；第三，不少機構認為研發疫苗應該由政府負責。

那時，他已經做好了準備，打算打一場持久戰，慢慢通過媒體在學術宣傳上的力量，引起基金會們更多的關注。

轉折來得很突然，2020年1月29日，錢天翼將信息同步給了騰訊他所在的醫療健康事業部負責人吳文達，吳文達一直從事醫療健康與公共衛生管理工作，跟張林琦教授合作多年，知根知底。對方看完他給的資料后，很快拉了一個小群。

在群里，另外一位負責和他對接的騰訊員工問他，“捐贈的話款項是打到清華教育基金會是吧？最晚支付時間你們有什么要求嗎？”

錢天翼愣了一下，擔心如果時間要求太急，公司會不會干脆不捐了？他還在猶豫不決之際，群里又彈出一條消息：

“我是說如果著急支付，我們可以先支付，再慢慢走合同。”

兩天之后，騰訊的500萬到賬。

錢天翼不知道，在把資料遞過去之后不久，馬化騰就關注到了這件事，他給吳文達的意見簡單明了，“基金會立即行動吧”，并提醒做好信息公開透明即可。

無獨有偶，在新冠疫情阻擊戰中，鐘南山院士團隊也選擇了和騰訊合作，共同成立大數據及人工智能聯合實驗室，持續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中國首個區塊鏈服務大廳在江西贛州正式運行:6月30日，中國首個區塊鏈服務大廳在江西贛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區塊鏈金融產業沙盒園正式運行。（同花順）[2020/6/30]

2021年12月，鐘南山院士團隊披露了一項利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定量評估不同公共防控政策對新冠疫情控制效果的研究。

根據公開報道稱，該團隊開發了一種新的反事實推理模型框架，通過引入隱含交互因子項，最大程度排除隨時間變化的混雜因素影響，對包含145個國家和地區、8種公共防控政策的動態數據，進行更加準確，且符合真實世界運轉的量化分析。

這項研究成果已在國際著名醫學期刊ValueinHealth刊出

簡單來說，他們先用一套機器學習模型，基于所有國家在所有未實施管控政策時的數據構建病有效傳播數Rt的擬合模型，再用“反事實推理模型框架”來預測某地如果不采取防控措施下病有效傳播數Rt’值，以及該地實施防控措施后的病有效傳播數Rt真實數據，最終通過計算兩個數據的差值的期望值，得到該防控措施的平均效應值。

據鐘南山院士團隊方面透露，提供技術支持的騰訊天衍實驗室的科學家們，對原模型進行了更符合“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評估的優化改進，通過融合多種傳統面板數據的因果推斷模型，包含雙效固定效應模型、矩陣補全模型等，并隱式地引入潛在因子交互項，使其在復雜場景下能滿足統計學的先驗假設。

對于像新冠疫情這樣隨時間變化的動態數據，這套模型能夠進行更有效地量化研究，這也是研究者在新冠疫情防控研究開發并引入該模型框架的主要原因。

天衍實驗室恰好也是騰訊投資基礎科研的成果之一。

大廠押注基礎科研

新冠爆發近兩年來，在疫苗、藥物研發賽道上，中國軍團表現不俗。新冠“神藥”成功研發背后，是中國基礎科研力量不斷上升的縮影。

2018年1月31日，國務院印發《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提出與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要求相比，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短板依然突出，數學等基礎學科仍是最薄弱的環節，重大原創性成果缺乏，基礎研究投入不足、結構不合理，頂尖人才和團隊匱乏，評價激勵制度亟待完善，企業重視不夠，全社會支持基礎研究的環境需要進一步優化。

政策號召下，中國的科技巨頭們，開始瘋狂往科研領域撒錢，推動著國內基礎科學研究快速前進。

2020年歐盟工業研發投入記分牌《2020EUIndustrailResearchandDevelopmentScoreboard》顯示，這一年度中國共有624家公司入選，僅次于美國的775家公司。在入選的中國企業中，華為、阿里巴巴和騰訊等企業進入全球前50，華為更是以167億歐元的研發投入，躋身全球第三。

中國首個省級區塊鏈應用創新產業聯盟在重慶揭牌:4月14日，浪潮、紫光、華為、IBM、騰訊、阿里、百度等百余家區塊鏈企業加入重慶市區塊鏈應用創新產業聯盟，并于14日在重慶見證這一中國首個省級區塊鏈應用創新產業聯盟的揭牌。同時，重慶區塊鏈公共服務平臺“渝快鏈”投入使用。聯盟旨在聚合區塊鏈產業勢能，整合區塊鏈產業公共資源，促進區塊鏈產業要素流通。重慶市大數據發展局局長羅清泉說，該聯盟成立，立足重慶、面向全國、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匯聚各界精英企業，必將對重慶區塊鏈應用創新產業發展起到重要紐帶作用。（中新網）[2020/4/14]

這些企業中有很大一部分投入，都傾斜向了昔日的科研冷門領域，基礎科學。

基礎科學，指以自然現象和物質運動形式為研究對象，探索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科學。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學科分類目錄，將基礎科學分成七大類：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地球科學、邏輯學七門基礎學科及其分支學科、邊緣學科。

首位獲得“基礎物理學突破獎”的中國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所長王貽芳認為，中國基礎科學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王貽芳和團隊獲2016年基礎物理學突破獎圖源：紀錄片《閃耀的平凡》

以高能物理為例，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指導下，國內產生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大亞灣中微子實驗、江門中微子實驗等成績，也達到了國際平均水平。但基礎科學的研究能力依然薄弱，“我們只是某個項目在國際上取得了領先的地位，但若要說整個高能物理，從規模和人員上，我們跟國際上還有相當差距”。

同年的江蘇省兩會上，中國科學院蘇州醫工所所長唐玉國指出，要加強基礎科學研究，除了需要改革科技投入制度，建立健全基礎研究科研人員的長效支持機制，以及改革考評制度，給科研人員營造寬松穩定的科研環境外，也應該重視經費問題，“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不足，科技經費資助比例有待優化”。

說到底，科學研究離不開錢。

基礎科學領域缺乏關注和經費，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偏見和誤解。王貽芳就聽到過不少奇談怪論，有人說“既然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是公開的，那讓別人去做，我們拿來行不行？”也有人說“讓中央政府去做，我們地方政府和企業只做直接、立刻、有用的研究行不行？”

答案是不行。

基礎科學研究指的是研究，不是書本和課堂的學習，不可能繞過研究掌握知識和方法。而且基礎科學研究只有第一沒有第二，要求人們必須用前人沒有用過的方法和技術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在王貽芳看來，目前中國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側重直接能產出價值的研究，卻忽略了基礎科學研究可以幫助人們知其所以然，從而解決關鍵的技術問題。

這種長期性的忽視，導致了基礎科學研究在科研資源上的匱乏——中國的研發經費是GDP的2.4%，基本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其中基礎研究經費占研發經費只有6%，跟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差距。2020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為1467.0億元，約為美國的1/5。

動態 | 中國首家接受以太坊的酒店開業:據新聞媒體報道，“益泰酒店”是首家接受以太(Ethereum)作為支付方式的中國酒店。[2018/10/2]

數據來源：《2020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

事情正在起變化。

“十四五”規劃中，明確要求“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還針對基礎研究經費來源單一等問題，提出重點“加大基礎研究財政投入力度、優化支出結構，對企業投入基礎研究實行稅收優惠，鼓勵社會以捐贈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形成持續穩定投入機制”。

而在新《科學技術進步法草案》中，新增了“基礎研究”“區域科技創新”“國際科學技術合作”三章，并強調“建立基礎研究穩定知識投入機制，提高基礎研究經費在全社會研究開發經費總額中的比例”。

企業們涌入基礎科學的賽道上，投資的閘口轟然開啟。

商業公司的科學命脈

2018年10月23日深夜，馬化騰在知乎上提了一個問題：“未來十年哪些基礎科學突破會影響互聯網科技產業？產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融合創新，會帶來哪些改變？”

這不是馬化騰第一次提起基礎科學這個議題。

就在他發問的幾個月前，中興事件轟動全球，馬化騰在未來論壇X深圳峰會上憂心忡忡地說，“最近的中興事件，更加讓大家清醒的意識到：移動支付再先進，沒有手機終端，沒有芯片和操作系統，競爭起來的話，你的實力也不夠，而在基礎科學上整個中國其實基礎還是非常薄弱”。

直白來說，缺乏基礎科學科研能力，中國的科技界再繁花似錦，也難免外強中干。一方面，國內的互聯網、移動支付等應用發展速度迅猛且走在世界前列，但另一方面，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基礎科學領域又被發達國家們遙遙領先。

中科院的研究表明，中國基礎研究在規模上有了跨越式發展，學術影響力的發展速度也遠超同類國家，但依然需要轉方式、調結構、提質量。

整體來看，近年來中國SCI論文數量體現出來的科研規模實現快速增長，但是學術影響力發展相對滯后，中國學術成果較少受到科技強國的關注，學科結構表現出偏振特征，重要成果產出能力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數據來源：Webofscience數據庫

要解決這些問題，最直觀的方式，就是往基礎科學領域投錢。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魯政委：比特幣可能帶給我們無紙化的數字貨幣運行和更方便的跨國匯兌:興業銀行、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魯政委稱只要有人愿意為比特幣付錢，它就是有價值的，但由于其去中心化的特征，無法為政府帶來鑄幣稅，沒有國家政權保證其信用，因此不可能成為法定貨幣。不過魯政委同時表示，比特幣更大的價值在于它們為未來數字貨幣的發行做了重要探索，讓我們看到了無紙化的數字貨幣運行和更方便的跨國匯兌的可能。[2018/1/9]

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主任丘成桐指出，實際上，基礎科學需要的投入并不大，只是需要做好長期規劃。

要知道，如今國際上的科研大國，幾乎都是一邊發展經濟，一邊重視基礎科學研究打拼起來的。

比如美國，19世紀美國的興起先以經濟為主，鐵路開發以后，海運等行業大發展，美國國力迅速提升，隨即開始重資投入基礎科學，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等美國知名學府，都以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為重點。

到20世紀初期，發展基礎科學已經成為美國知名大學的共識，也對美國基礎教育、社會文化乃至企業經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3到1973年的20年間，世界總共500種技術革新項目中，265種由美國完成。1940年以后，黑白電視機、半導體收音機、電子計算機、磁帶錄像機、數控機床、電子復印機、激光、集成電路、太陽能電池、通訊衛星、微處理機等世界主要的技術革新項目，大部分都出自美國人之手。

強大的基礎科研能力，使美國具備了技術壟斷的基礎，而技術壟斷，又帶來了經濟上的強大。

剛剛放榜的《2021EUIndustrailResearchandDevelopmentScoreboard》榜單中，壓在華為前面的是Alphabet這家美國企業，雖然入榜的企業總數在不斷拉近，但榜單前10名里，總共占據6席的美國依然遙遙領先。

《2021EUIndustrailResearchandDevelopmentScoreboard》

這些在科研、基礎科研領域砸錢最狠的企業，也是世界范圍內最賺錢的企業。

好消息是，差距正在不斷變小。2019年，隨著“卡脖子”一詞高頻出現，國內政府、企業都開始進一步加大研發投入力度，科技部基礎研究司司長葉玉江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未來我國將逐步建立以學術貢獻和創新價值為核心的評價導向，支持廣大科研人員勇闖創新“無人區”。

而在民間，科技企業們早已經做出了各自的布局。

根基事關民族命運

“如果有人擰熄了燈塔，我們怎么航行？”

在復旦大學、上海交大、東南大學、南京大學的座談會上，任正非一次又一次問出了這句話。制裁加碼、芯片斷供、剝離榮耀，看似困局不斷，但在他眼里，華為能不能活下來不是個問題，能不能持續領先才是值得考慮的事情。

華為的底氣，來自強大的科研實力。

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華為已參與全球3000多個創新項目實踐，與運營商、合作伙伴一起在制造、鋼鐵、煤炭、港口等20多個行業簽署了1000多個5G商業項目合同。壓力重重的這一年，華為依然拿出了1418.9億元的研發費用，約占全年收入的15.9%，上升0.6個百分點。

華為的慕尼黑實驗室

被“卡脖子”三年后，任正非簽發了文章《劉亞東：我提出“卡脖子”問題三年了，許多人還不明白，除了那些核心技術，我們還缺什么》，這篇被發送給所有華為員工的文章，尖銳指出了“卡脖子”問題的實質——我們的基礎科學大幅落后于美西方。

正是意識到了這一點，在不斷加大研發投入的同時，任正非還接二連三地訪問了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等科研院所，“國內頂尖大學不要過度關注眼前工程與應用技術方面的困難，要專注在基礎科學研究突破上，‘向上捅破天、向下扎下根’”。

不止華為一家，國內的科技企業，都在不約而同地向著基礎科學的戰場輸送力量。

2012年，騰訊設立騰訊優圖實驗室，隨后成立騰訊AILab、微信AI、未來網絡實驗室、量子實驗室。其中，量子實驗室針對量子科學研究與應用，是騰訊基礎科學研究的代表。2013年開始，騰訊每年舉辦科學WE大會，關注未來如何用科技改變人類生活，探索關系人類命運的重要科學問題。

針對“卡脖子”困境，2019年騰訊又推出了“科學探索獎”，宣布拿出10億資金，通過設立獎項的方式，每年選出50位青年科學家，為每位獲獎者提供連續五年、每年60萬人民幣，總共300萬人民幣的支持，鼓勵青年科研人才探索科研“無人區”。

2019科學探索獎得主周欣，研發出國產人體肺部氣體磁共振成像技術和設備

同樣是2013年，百度成立百度深度學習研究院，下設深度學習實驗室、大數據實驗室、硅谷人工智能實驗室，商業智能實驗室、機器人與自動駕駛實驗室，聚焦人工智能發展方向，嘗試將人工智能技術從實驗室轉化為應用，加速商業化落地。

而阿里巴巴，則在2017年動手建設達摩院，立足基礎科學、創新性技術和應用技術的開發，設置機器智能、數據計算、機器人、金融科技、X實驗室的“4+X”架構。截至2021年6月，達摩院在人工智能、自動駕駛、芯片、5G、量子計算等領域設立了14個實驗室，并陸續孵化出平頭哥、小蠻驢兩家科技公司，在全球8個城市設有研發機構，擁有10多位IEEEFellow級別的科學家以及30余位知名高校教授。

就連“外賣巨頭”美團，也拿出了打一場“硬仗”的決心。2020年第四季度，美團宣布發生虧損，并警告未來還將繼續虧損——王興增加了物流網絡和供應鏈能力方面的支出，還籌集了創紀錄的100億美元資金，用于發展無人駕駛送貨車和機器人等先進解決方案。

“十四五”規劃提出的指導建議中，立下了在2035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的重點，在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等前沿領域。

政策指揮下，國內大廠們正爭先恐后，大把投入資金、人力，夯實著這些領域的科研基礎。

戰場內外的大戰已至

2020年6月，科技部等國家六部委印發《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若干重點舉措》，這份文件中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和新型研發機構加強基礎研究”，“支持企業承擔國家科研項目”。

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眭紀剛，對這份文件做出了解讀，企業應該多關注應用基礎研究，應用基礎研究既能擴展科學認識的邊界，又能開拓新的技術軌道，其位置介于純基礎研究和純應用研究之間的“巴斯德象限”。

目前，國內部分科技企業已經接近或處于行業技術前沿，但特殊的國際形勢下，靠“市場換技術”實現產業升級阻力越發增大，前沿技術背后的原理，是中國企業更應該去探索的領域。

在這一點上，國內企業們可以做的還有很多。

企業自身研發經費結構上，主要創新型國家企業基礎研究支出占其研發支出總額的比例超過6%，其中2017年美國企業這一比例為6.6%，日本企業達到8.3%，而2016年，國內企業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全國基礎研究總支出的比重僅為3.2%。

為了調動起企業們的科研積極性，“十四五”規劃將“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寫到了書面上。政策號召下，科技企業們的集中發力，一個新的研發格局開始逐漸成型——創新型領軍企業，正在成為國家基礎科學研究體系的“第三極”。

將創新型領軍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引入國家基礎研究的科研體系中，能夠促進國家基礎研究管理體制機制改革，提高基礎科學研發效率，也能夠為企業帶來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而技術創新能力，正是現代企業在市場中獲勝的核心競爭力。

大洋彼岸，拜登一邊推動技術脫鉤，一邊喊著口號，宣誓要重現美國阿波羅登月時期科技冠絕世界的榮光。然而，對于他的一系列“產業政策”，美國內部卻不乏質疑的聲音，比如在什么情況下，出口限制和學術交流限制會對美國的創新文化、市場競爭力和人才吸引力產生反作用？

美國智庫阿斯彭研究所最新研究報告顯示，自2000年起，中國研發支出快速穩定增長，按照規劃，到2025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將達到37582億元人民幣，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可以達到2800億元左右。

與此同時，美國在科學創新方面的投資嚴重不足，近年的研發支出占GDP比例處于過去60年來的最低水平。

面臨對美國來說嚴峻的形勢，在記者會上，新任美國總統拜登憂心忡忡地說：“我們將進行真正的投資，中國的科研投入已遠遠超過我們……環顧世界，我們正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巨大影響之中。”

而在海這邊，社會各界早已行動起來，向著基礎科研投入、投入、再投入。政府、學界、企業擰成一股繩，牽引著中國的科研人才們，往知識海洋的更深處去。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個樸素的道理，華為、阿里、騰訊等中國科技企業們，顯然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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