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貨幣并不是交易的內容，而是一種載體

引言

路德維希·玻爾茲曼最早把熵的過程和無序進而和信息聯系在一起。克勞德·香農則最早把無序和信息驚奇進而和創造力聯系在一起。休伯特·約凱表明，即使在生物學中，要從一系列創造力驚奇的數據點集中，區分出一組隨機數據，本質上也是不可能的。今天，物理學分成了兩大學派：一派把宇宙視為僅僅受一個無窮大的多元宇宙命令的隨機系統；另一派則贊成一個受創造和創造力命令的單一宇宙說。

如信息論所顯示的，企業家啟動一項意外地改變了我們生活的發明或新技術，學者通過可證偽的證據來論證一種新理論，科學家則挑戰熵只是像冰川崩塌融入北冰洋或老房子的油漆和瓦礫剝落那樣是確定和不可逆的理論預期，從而發現一種新的能源。類似于熱力學的熵，信息熵傳遞了混亂，而非秩序。秩序和決定論代表預期的實現，它們是低熵的，而混亂和自由卻是高熵的。

信息論并不提倡混沌或無序。香農證明了，需要一個低熵載體——一條不含任何驚奇的可預測的信道——來承擔充滿驚奇內容的高熵信息。由于一個隨機的碼流較難區別于意外的和令人驚訝的創造力，香農表明，你不會想要一個熵的或令人驚訝的載體或噪聲信道。世界絕大部分信息都在通過向電磁波作為載體傳播的原因在于，電磁波譜具有光速和客觀時間法則所確保的低熵可預測性。可預測的電磁波載體，使信息接收者能夠從線路另一端的載體中區分出它們。

聲音 | Ripple首席技術官：區塊鏈或加密貨幣并沒有解決支付問題，因彼此之間無通信:據ambcrypto報道，6月8日，Ripple首席技術官David Schwartz在柏林“We are Developers（我們是開發者）”大會上解釋了對支付進行全面重組的需要，以及區塊鏈和專用技術將如何幫助實施這一重組。Schwartz解釋了Ripple是如何通過基于區塊鏈的產品改進跨境支付來解決支付問題的。他補充說，區塊鏈或加密貨幣并沒有解決支付問題，而是創造了“同樣問題的一個更新更‘性感’的版本”，即區塊鏈彼此之間沒有通信，這與互聯網早期發展階段類似，而Interledger Protocol則可以幫助實現區塊鏈互通。注：Interledger Protocol即Ripple此前推出的法幣ILP連接器，旨在讓金融機構更容易處理加密貨幣和法定貨幣。[2019/6/9]

信息論的經濟學分析，把貨幣同宇宙中最根本性的和不可逆的載體——時間，聯系在了一起。貨幣并不是交易的內容，而是一種載體。但是，貨幣的使用使高熵信息的傳遞成為可能。構成低熵網絡通道的玻璃、光線和空氣的“萬維網”，并不包含任何比價格信號的“萬維網”更重要的或更高熵的“信息”。恩斯特·馬赫的物理學“原理”認為，深不可測的力量穿越于任何特定時點的整個宇宙，形成了任何給定地球坐標的條件。

聲音 | 西班牙對外銀行高管：目前加密貨幣并不是貨幣的可靠替代品:據Cointelegraph消息，西班牙對外銀行（BBVA）負責經濟和機構關系的執行董事jose Manuel gonzalez-paramo在該銀行官網發布的《穩定硬幣如何拯救加密貨幣》一文中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加密貨幣并不是貨幣的可靠替代品。[2019/4/28]

馬赫原理同樣適用于市場經濟，甚至非市場經濟也不能例外。每一個價格都是其他價格“萬維網”的表示，通過貨幣傳遞且根源于時間。若其根源被政府摧毀——正如拔起蘿卜看看它們是否已經成熟，則價格體系將傳遞出錯誤的信號，扼殺構成了全部經濟增長與進步的學習和探索。科學家一直很感激通用計量單位在經濟和工業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橋梁、高樓大廈和電子系統的建造者，從世界各地獲取部件。為了使這些部件能和其他部件協同作業，它們的使用者必須依賴各地都通行的度量體系。

聲音 | 高澤龍：虛擬貨幣并不會消亡:據中國產經新聞報道，中國電子商務區塊鏈規范發展中心副秘書長高澤龍認為，比特幣暴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各國對虛擬貨幣的政策引導了虛擬貨幣的走向。但即便是這樣暴跌的情況下，虛擬貨幣也并不會消亡，虛擬貨幣，尤其是真正全球的主流虛擬貨幣仍然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比如說比特幣、以太坊、萊特幣等這些虛擬貨幣并不是因為今天區塊鏈的火暴而誕生的，他們仍舊有其存在的意義。 數字貨幣的本質是一種共識價值、流通介質。而ICO發的山寨幣本質是籌碼，籌碼的核心價值就是用來賭博、洗錢，用來做某種交易的。ICO幣、山寨幣可能大部分并沒有真正實際的價值。山寨幣并不能代表虛擬貨幣，虛擬貨幣一定是基于某種強共識、高剛需、大量的流通，應用而生的。[2018/12/12]

國際單位制建立在7個關鍵度量標準上，每個度量標準都以一個物理常數為基礎：時間單位，長度單位，重量單位，絕對溫度，電流單位，分子質量單位，以及光度單位。在這些相互間具有不可變性的單位基礎上，構造出了絕大多數國際貿易和商業“機器”。

這些度量單位不可以隨意變動，它們的恒定性使建設項目、電腦設計、食品加工設備、網絡、電冰箱、燃料、管道、科研實驗室、微芯片資本設備、工業傳感器、照明系統、醫療器械、光纖電纜、假肢器官、鐵路軌道、貯藏設施、醫療設備，以及工業和政府等部門其他復雜的系統能夠協調作業，以維持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正如理查德·維吉蘭特所指出的，“在烤蛋糕時，我們不會用糖來衡量面粉，或者用香草來衡量橘子。我們不會說我們需要‘兩勺黃油’的培根，或者‘三個蘋果’的橘子。相反地，我們用量杯和勺子來計量。

聲音 | 以太坊聯合創始人：數字貨幣并沒有處于崩潰的邊緣:據 CNBC消息，以太坊聯合創始人 Joe Lubin接受采訪時稱，數字貨幣的生態系統從未如此強大，數字貨幣并沒有處于崩潰的邊緣。[2018/10/22]

我們會準確地使用量杯，因為沒有人會傻到認為量杯的最佳用途是拿來烤面包”。在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候，家和哲學家同樣明白貨幣具有一種類似的角色。在全球經濟中，貨幣不能和商業相互融合；它們必須根源于一個外在于交換過程的絕對的度量基礎。如果物價不相協調，它們將導致企業偏離正軌，這樣一來就不能增加經濟體的價值，進而也就不能通過可試驗的學習創造知識。

國際單位制的度量指標證實了，“時間”對所有不可變的和不可逆的度量標準而言，都是根本性的。7個關鍵單位中的6個單位，均直接依賴于受時間流逝支配的物理常量所約束和定義、固定和架構的度量。因此，所有國際單位制的度量指標中，最基本的是“秒”，而秒取決于光在真空中的速度。其余的度量指標，本質上皆來源于這一基本的宇宙時間常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斯金：區塊鏈技術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但加密貨幣并不是:近日，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在表示：“區塊鏈技術是一個非常好的想法，但是加密貨幣并不是。所以我對未來的一個看法就是，政府可以利用、借力區塊鏈技術，但是對虛擬貨幣要有很好的管控。我認為區塊鏈技術還有虛擬貨幣能夠發揮的作用就是在可控的范圍內，在政府的傳統金融體系之下。銀行要繼續發揮主導作用，我們的金融體系，金融調控制度應該保證現有的大局、格局不變，那么在這個背景之下，來進行一些優化，尋求一種簡單應用和安全可靠的金融貨幣體系。”[2018/4/27]

例如，“米”似乎是一個空間度量指標，但國際單位制把米定義為1秒的極微小間隔內，光在真空中所穿行的距離。作為絕對溫度的度量指標，“開氏度數”是受秒鐘流逝限制的頻率的反映。“千克”與普朗克的量子常數h相聯系，h是一個用來使量子波函數轉變為焦耳每秒，進而與光速相聯系的通用單位。“安培”則受根源于每秒震動頻率的電磁學所支配。“坎德拉”同樣是受支配于每秒震動周期的赫茲現象。

國際單位制表中的唯一例外證明了這一規則。“摩爾”因為以阿伏伽德羅常數計算，而“擺脫”了與時間直接相關。但是，正如愛因斯坦告訴我們的，質量和能量最終仍然是光速在秒的潛在因子中的表示。經濟中潛移默在的關鍵度量指標和信息反映——貨幣，也只有就其價值根源于時間的意義上說，才是可靠的。作為宇宙中唯一不可逆元素的時間，具有熱力學熵所賦予的方向性，是所有價值最純粹的參照點。

思忖一套新的世界體系，將有助于發明新形式的貨幣，政府和中央銀行正在熱切地企圖證明他們實行利率操縱、采取通脹和貨幣貶值、資產購買支出以及再分配措施的有效性。上述抵制與企圖扭轉時間和熵的不可逆流動的努力，必定會遭到失敗。在民眾做出何時花費或投資他們掌控的資金的選擇之前，購買媒介的數量洪流可以說毫無方向和目的。流動速率和周轉頻次，完全勝過了凱恩斯主義體系中具有欺騙性的時間操控。

為了克服當前正在考驗著整個世界的經濟低迷，我們必須重建一套健全的貨幣體系，錨定宇宙的物理常量，而非銀行業者的反復無常。我們能否重拾美國夢？我們能否解除硅谷所面臨的束縛，使主街重新煥發生機，使華爾街恢復其在利用創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答案是肯定的。信息經濟是一個注意力經濟，它可能會像注意力改變那樣快地發生改變。貨幣并不是一個謎團。我們人類可以掌控它，并且使它成為我們的仆人。政府壟斷貨幣在未來有望成為歷史。

雖然絕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現存條件頗為棘手，但不管是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還是今天的增長停滯，政策的逆轉都能在幾天或幾周內帶來巨大的改善。正如現行政策抑制了增長一樣，政策改變也能使所有的創業資產實現一個即時的顯著增加。健全貨幣、低稅率和放松管制等，可以開啟和延長創業活動的投資回報期。許多不同的時期和地方都曾發生過這樣的轉變。比如，“二戰”后，當數以千萬計的復員轉業軍人從前線回來，不得不由駐防狀態轉向滿足民用需求的經濟中時，經濟學家稱之為一輪新的大蕭條。

但是，1946年總統選舉中共和黨的大獲全勝，使美國迅速擺脫了戰時政府計劃體制，而且哈里·杜魯門總統通常很難抵制改變。1945—1947年，政府支出下降了61%以上。卡托研究所的經濟學家阿諾德·克林指出，“作為GDP的構成部分，政府采購支出的下降，比今天政府削減的支出總額還要多”。約15萬政府監管機構的工作人員被裁員，可能還伴隨著上百萬其他部門的政府文職人員。同時被解散的還有戰時生產委員會、戰時勞工委員會、戰時物價管理局等備受約翰·肯尼迪·加爾布雷斯所擁護的管理機構。

每一個凱恩斯主義者和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都信心滿滿地預測將出現蕭條。1945年，保羅·薩繆爾森預言——聽起來像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后繼者保羅·克魯格曼極力鼓吹實施數萬億美元新“刺激”，或拉里·薩默斯預測“長期增長停滯”，或托馬斯·皮凱蒂和羅伯特·戈登預計增長結束那樣——“以往任何經濟體都不曾面對的，最艱巨的失業和低迷時期”。

結語

但是，不僅沒有出現新的蕭條，而且美國國際地位的提升，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接下來的兩年中，經濟增長達到了10%，民用勞動力增加了700萬。盡管針對投資者的稅率高達91%，從戰時控制中解放出來的私人部門，開啟了一輪長達10年的繁榮。通過家庭聯合稅單計劃產生的50%的實際稅收減免，為這一極其高昂的稅率提供了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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