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對話幣安趙長鵬：在加密貨幣的中間地帶

去中心化，但不完全去中心化。

文|段旭

編輯|程曼祺

最近一年的大多數時間中，趙長鵬會待在新加坡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間里，以在線形式對外聯系。

在這個彈丸之國的狹窄空間，這位44歲的加拿大華人遠程掌管著一家千億美元估值的公司。在線上虛擬世界，趙長鵬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CZ，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的創始人兼CEO。

疫情前，趙長鵬是在四處遷徙的狀態下遙控著幣安。從日本、馬耳他、烏干達再到新加坡，他游走在加密貨幣政策相對寬松的國家和地區，見面對象包括當地從業者和政府官員，比如烏干達總統和馬耳他總理。

疫情后，他停在了新加坡，以線上會議連接著分布在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0名幣安成員。他為這種新狀態添置了一個“大型設備”——一塊綠幕。當有正式線上活動時，他會站到綠幕前，抹掉房間的真實環境，換上一幅帶有明黃色幣安logo的虛擬背景。

一手創立幣安，在加密貨幣世界擁有巨大能量的趙長鵬，并沒有這個領域創業者的典型人設，他不是堅定的信仰者或狂熱的布道者。

他的特點是“缺乏特點”。趙長鵬留著寸頭，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他的想法和行事方式也如此，在區塊鏈行業內，他是那個走在中間的人。

他最初被加密貨幣的自由度吸引，自從2014年賣掉上海的房子買了比特幣后，他就逐步把大部分個人資產轉移到了加密貨幣上。據他稱，加密貨幣資產占他個人財富的比例現在是99%。他再也沒買過房子等固定資產，因為“流動性太差”。

另一方面，看重自由和流動性的趙長鵬也積極看待政府對加密貨幣的監管。他稱自己絕不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者，他無法想象沒有政府和警察，社會會如何運轉，人群將如何自保。

趙長鵬創立的幣安也是一個中間產物。

幣安不是典型的公司。它沒有總部，沒有辦公室。分布于全球的近3000名成員均在家辦公。一名幣安員工說，他的入職手續都是飛到HR所在的城市，在HR家里辦的。

但幣安也不是典型的去中心化社區組織，它依然有CEO趙長鵬，有高管職位和匯報關系。它同時使用OKR和KPI兩套任務考核體系，確定OKR時，趙長鵬會先定自己的OKR，其他人再拆趙長鵬的OKR——和多數使用OKR的互聯網公司一樣。

中間路線和對矛盾事物的兼容背后，有趙長鵬的實用主義。中心化還是去中心化，堅定還是搖擺——他不太看重這些有區塊鏈特色的評價維度。他對很多事情的判斷標準是：是否合理、有好處、有必要。

比如在社交媒體上，雖然有悖于自己“不愛出頭露面”的本性，趙長鵬卻非常活躍，因為這能幫他與用戶溝通。他在Twitter上有260萬粉絲，比以太坊創始人VitalikButerin還多70萬。

為了推廣幣安在去中心化金融上的關鍵布局BSC，趙長鵬有時甚至會故意去懟以太坊——外界認為BSC對標以太坊。“在BSC比以太坊小時，這對BSC有好處。”

以合理、務實和有用的標準去行動，趙長鵬也沒那么執著區塊鏈和加密貨幣本身。他在2014年賣房買幣進入行業，看起來姿態堅決。但在2015~2017年的行情低迷期，他一度離開加密貨幣領域，進入了當時很熱門的文化品交易行業，做了一家給郵幣卡提供交易系統的公司。

從結果看，對加密貨幣的不完全堅定并不影響趙長鵬和幣安在這個領域的成功。趙長鵬認為，加密貨幣交易所的核心競爭力和過往的類似產品無異，還是服務好用戶。務實、兼容、多元的風格，能幫他們服務盡可能多的全球用戶。

在加密貨幣新一輪的牛市和震蕩背景中，我們與趙長鵬聊了比特幣的行情和價值、幣安的業務轉型和組織管理、他對行業監管的觀察和復雜環境中他自身的狀態。

1989年，12歲的趙長鵬離開出生地中國江蘇，隨家人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很多事情在當時埋下伏筆。中學時代，趙長鵬當了4年排球校隊隊長，他說自己在場上更像粘合劑——個子不是最高，攻擊力不是最強，他“不是殺球的那個人”，他負責協調全場。

專員：CFTC需要與市場參與者進行更多對話以實現監管現代化:金色財經報道，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 (CFTC) 委員 Kristin N. Johnson 周二表示，希望與任何在美國擁有加密貨幣部門的公司進行對話。Johnson 說，“對我們來說，與在我們市場上注冊經營的任何實體的所有者建立關系非常重要。”

Johnson此前曾呼吁國會擴大監管機構審查加密公司收購的權力，她表示 FTX 交易所的失敗凸顯了在該機構注冊的美國子公司的母公司需要提高透明度。Johnson指出 LedgerX 是在母公司倒閉后幸存下來的少數幾個之一。2017 年，這家總部位于紐約的公司申請成為一家注冊衍生品清算所，這意味著它在該機構的監督下，需要遵守檢查和資產負債表驗證。[2023/2/1 11:3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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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幣是一個新技術平臺而不是某個資產”

《晚點》：4月中旬以來，比特幣從接近65000美元的高點下跌，一度低至30000美元，你怎么看這種巨大的波動性？

趙長鵬：市場有大漲幅就會有大跌幅，很正常。我還有我周圍的人都沒有特別在意。

《晚點》：今年2月比特幣價格突破5萬美元后，你曾在Twitter上說：“比特幣的5萬美元是新的1萬美元，如果現在不買就等著后悔。”為何如此看好比特幣？

趙長鵬：我從來沒有在推特上預判過比特幣的價格。但現在這個行業還非常初期，全球大概只有1%~2%的人有數字貨幣。從這個角度看，應該還有50倍到100倍的發展空間。

《晚點》：一種普遍觀點是，美元超發是去年下半年啟動的這輪牛市的重要推力，比特幣漲不是因為自己多好，而是因為外面的世界太差了。你怎么看這輪牛市的原因？

趙長鵬：美國印鈔對加密貨幣確實有很大貢獻。42%的美元都是去年印的，拿著美元是大大貶值，所以美國很多機構都開始買比特幣了。

也有一些行業內因素，去年的DeFi和今年的NFT比較火，有很多創新。另外，去年比特幣挖礦減半了，新比特幣出來的速度慢很多。具體哪個影響比較大，沒人能100%說清楚。

《晚點》：2017年的牛市以前，比特幣占加密貨幣總市值的比例維持在80%以上，2018年之后，這一數值開始在30%到70%之間震蕩，目前略多于40%。你覺得比特幣的比重接下來會怎么變化？

趙長鵬：長期看，比特幣的比重還會降低。比特幣是第一個數字貨幣，它有網絡效應，就像數字貨幣里的全球儲備貨幣。但比特幣的創新速度不如新項目，遲早會有其他東西蠶食比特幣的份額，但目前還沒有看到是什么。

《晚點》：包括以太坊和幣安自己發行的BNB嗎？

趙長鵬：包括它們。以太坊以前有機會，因為比特幣能做的事它都能做，并且有很多創新，社群很活躍。但以太坊很快碰到了性能瓶頸。現在的加密貨幣要在市值上超越比特幣蠻難。比特幣最去中心化，因為它的創始人不在。

《晚點》：比特幣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怎么定義它。你認為比特幣的實質是什么？一種貨幣，一種資產，還是什么別的東西？

趙長鵬：我覺得比特幣是一套新技術而不是某個東西。互聯網剛出來時，人們會認為互聯網是另外一種溝通渠道，我們有電話、收音機、電視，現在還有了互聯網。但互聯網其實是一個新技術平臺，互聯網上會有互聯網的收音機、視頻和社交媒體。社交媒體是傳統沒有的，電視、收音機是傳統就有的。所以互聯網不是在具體應用層面跟它們并行，互聯網是底層架構。

區塊鏈和比特幣也是底層架構，數字貨幣里會有數字貨幣的貨幣、資產、證券、債券和其他各種各樣的東西，這是一個新平臺而不是某個資產。很多人不理解這有多大，一個新平臺出現后，上面會有新版本的傳統的一切，加更多傳統沒有的東西。

《晚點》：但“各種各樣”的東西似乎還未出現，區塊鏈領域還沒有殺手級應用，這是為什么？

趙長鵬：一是現在整個數字貨幣行業還非常小眾，所以沒有大眾化的殺手級應用。

OpenAI CEO：ChatGPT已突破百萬用戶，對話費用平均只有幾美分:12月5日，OpenAI 首席執行官 Sam Altman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OpenAI 訓練的大型語言模型 ChatGPT 于上周三推出，截至今日已突破 100 萬用戶。并在回復推特首席執行官馬斯克時表示“每次對話的平均費用可能只有幾美分”，正試圖找出更精確的測量方法并壓縮費用。[2022/12/5 21:23:50]

第二加密貨幣市場內其實有做得挺好的應用，比如2017年的“首次公開發幣”，我稱它為“區塊鏈全球融資”，這是一個殺手級應用。之前創業者是沒有工具去全球融資的。假如你是一個中國小散戶，你也投不進美國早期項目，比如Uber、特斯拉。但“首次公開發幣”可以，它現在還在用，當然也有很多騙子。最近的NFT又是一個新模式，它能讓藝術家或內容創造者更好地把作品變現。這些應用都是傳統金融不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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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點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晚點》：你是怎么從傳統金融行業跨到加密貨幣的？

趙長鵬：我大概在2013年年中讀了比特幣白皮書。了解這個技術后，我覺得它可能會work，但去中心化需要社區。這個社區存不存在，人是什么樣的人，我需要見一下。于是2013年底，我去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了一個峰會，現在行業里的大佬，包括Vitalik等，當時都在峰會里。

去了之后發現這一幫小孩非常真誠，也非常努力。當時有一個人為了教我用錢包，就轉了一些幣給我，學會后，我說我把幣轉回給你吧，他說不用，你留著吧，你可以用這個幣去教下一個人。我看了一下，大概就三百美元，幾千塊人民幣，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他們這幫人真不是出來騙錢，不是報紙上說的販老大，他們就是一幫技術小孩。

會開完在機場準備離開時，我就說我要賣房買比特幣，而且要辭職，100%加入這個行業，不管干嘛，寫代碼也行。

《晚點》：對一個新機會感興趣，需要做到賣房這一步嗎？

趙長鵬：我那時就這么點錢，就不要再分散了，年輕，全部放在一個地方。我從不跟別人說你allin，但我自己能承擔風險。最壞的情況就是做兩年，比特幣歸零，我再回銀行工作就行了。

《晚點》：2014買的比特幣后來拿住了嗎？加密貨幣在那之后不久就進入了熊市。

趙長鵬：還好一直拿住了。我記得我把房子賣了后不到1年，上海房價就翻了一倍，比特幣跌到原來三分之一，等于差了六倍。當時內心是有壓力的，是所有人都錯了，還是就我一個人錯了？大概率是我一個人錯了。但我怎么也看不懂為什么會錯，因為我覺得這是未來。回頭看，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裂時，亞馬遜、eBay，包括谷歌當時也跌了98%。大家都經歷過那個階段。

《晚點》：這種把區塊鏈類比成互聯網的想法，是你當時就有的還是事后總結的？

趙長鵬：說實話是后來想到的，人在當局是看不清的。我當時只是想，這個東西還要熬多久，五年、十年？但還好，也就熬了兩年多。

《晚點》：你現在如何配置個人資產？你有再買房子等固定資產嗎?

趙長鵬：我基本上99%是加密貨幣，應該都在BNB上，只有一小部分是比特幣。我現在沒有買房，房子流動性太差。

《晚點》：你2014年入行時的態度很堅決，但創立幣安前的2015年到2017年之間，你曾離開加密貨幣行業，做了給郵幣卡提供交易系統的比捷科技，為什么中途去做這個？

趙長鵬：比捷本來想自己在日本做數字貨幣交易所，但發現只懂技術不懂日語很難做。后面中國的郵幣卡很火，就有人找上門問能不能提供，我們說你愿意付錢我們就賣。到2017年5月之前，我們都沒想過做交易所。

《晚點》：2017年5月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又回來了？

趙長鵬：最直接的是覺得一波行情要來了，行業里需要這個，而且交易平臺是我的擅長。

更長遠地看，我覺得人類歷史上，任何時候我們能提高一個東西的自由度，且不降低它的安全和易用性時，文明都有很大進步。我覺得未來幾十年內，金錢的自由度會變得更高，同時安全和易用性可以保持，甚至變高，這是幣安想做的。我們想為這個行業提供一些基礎架構服務。

火幣“DeFi預言家”項目對話：AKRO是協議級別的管理代幣:8月25日，火幣全球站“DeFi預言家”活動正式啟動，邀請到活動中四個DeFi項目線上對話。來自Akropolis項目的聯合創始人Kate Kurbanova分享了近期生態建設的最新進展。Kate表示，AKRO是協議級別的管理代幣，使命是為人們提供一種能確保儲蓄、投資品以及未來必需品安全性的工具，讓人們不再需要依賴于地理位置與集中交易對手進行金融交易的撮合，也不必被其它金融中介攫取基本利益。

目前正在開發基于AkropolisOS的兩種產品：Sparta和Delphi。Sparta能使用戶獲得不足額抵押貸款（借款人僅提供50％的抵押），通過不同的DeFi協議被動產生收益；Delphi能使用戶簡單地參與不同的收益耕種，被動地賺取COMP，BAL，SNX，CRV, AKRO等，并在可變的流動性池中（例如BTC）執行自動平均美元成本。[2020/8/25]

《晚點》：區塊鏈技術能讓金錢流動更自由、更安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的去中心化特點。你從2014年入行到創立幣安，都是在錢包、交易所等行業里的中心化公司，為什么不直接做基于區塊鏈網絡的去中心化項目？

趙長鵬：我覺得人要找三個東西的結合，一是自己會什么，二是自己喜歡什么，三是這個東西對別人有沒有價值。不是每個人都特別懂芯片，都知道怎么挖礦，都熟悉數學算法區塊鏈。我的經歷一直在交易系統這邊，對我來說最合理的就是繼續做交易平臺。

《晚點》：交易平臺也可以做成去中心化形式的。近期你曾說，未來五到十年內，去中心化交易所會戰勝中心化交易所。看起來你的想法又變了？

趙長鵬：去中心化交易所確實發展很快，但直到現在，它的交易量和安全系數跟中心化交易所仍有差異，對大部分新手用戶有門檻。

當然，你在水里就能感受到浪的方向。DeFi的確給幣安主站帶來了壓力。我比更早期時更看好去中心化方向了，我認為這是未來。

《晚點》：區塊鏈行業不少人有始終如一的價值觀和方向選擇，比如有人執著于去中心化，有人執著于把比特幣用到支付上，有人看重提升效率；你似乎更偏實用主義，選擇隨形勢變化。這會被一些人視為不夠堅定，你怎么看自己的這種特點？

趙長鵬：一個行業要允許不同想法、不同特質的人共存。我覺得不管選擇是什么，為行業做點事，把事做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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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18年再繼續漲，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

《晚點》：幣安從成立6個月后到現在，一直是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你認為幣安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趙長鵬：還是因為我們一直堅持以用戶為核心吧。這體現在一些長、短期利益博弈上，例如上幣時的選擇和產品功能設計。

我們還拿出了所有交易費收入的10%放到SAFU里，以保護用戶利益和應對極端情況。

《晚點》：現在行情劇烈波動時，幣安、Coinbase和火幣等交易所仍會出現卡頓、宕機、“因流量暴增暫停提幣”等情況。一些人認為，表面的故障背后是交易所在操縱。

趙長鵬：以幣安當今的交易量來看，手續費收益就不少了，不需要通過操縱什么掙短期的錢。聰明人會保護長期的信任。

《晚點》：你們不缺人和錢，為什么一直沒解決宕機、卡頓等問題？

趙長鵬：這不是那么簡單。對系統不太了解的普通散戶經常說，你多買服務器不就解決了嗎？花錢能解決的問題，我們早花錢了。

傳統交易所，如上交所、紐交所都是散戶把訂單交給券商，券商再把訂單合起來給交易所，交易所只服務幾百個券商。我們是全世界幾百萬用戶直接到交易所，我覺得我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金融撮合市場，架構壓力完全不一樣。這不是平行加服務器就能解決的。我們要做到的，是把波音838變大十倍，但它還是單獨一架飛機，還能飛，這比較難。

現階段的成長完全超出我們2018年的預期，我們還在做多種優化，但繼續往下漲，可能還會碰到一些磕磕碰碰。

區塊鏈行業協會正嘗試與SEC對話 討論STaaS市場監管問題:5月14日消息，區塊鏈行業協會POSA（The Proof of Stake Alliance）正與美國證券委員會（SEC）對話，以討論Staking-as-a-Service（STaaS）市場監管問題。POSA預向SEC證明，采用股權證明(PoS)協議是有效和具有可擴展性的；并向SEC討論其監管問題，包括要求STaaS供應商避免提供投資建議，避免提及金融行業術語（如“利益”,“紅利”或“收益率”），并關注網絡安全等。此前2019年8月，POSA協會是由多家區塊鏈項目組成的行業協會，成員包括Interchain Foundation、Blockfolio等，協會致力于為美國立法者和監管機構提供關于區塊鏈技術的教育。（Cointelegraph）[2020/5/14]

《晚點》：具體哪方面超出預期？

趙長鵬：主要是用戶數，遠遠超出了預期。2017年比特幣的峰值是兩萬美元，前段時間到五萬多美元，漲了2.5倍，但活躍用戶數卻漲了二十倍。當時已照著五倍、十倍去擴了，還是扛不住。

《晚點》：你之前提到機構入場是這一輪牛市的特點，你們機構用戶的增長情況如何？能觀察到中國機構力量的入場嗎？

趙長鵬：總的機構數據是指數性增長的，特別是過去半年。在整個市場中，中國機構占比不大。美國機構大概占市場的百分之八九十，中國反過來，散戶占百分之八九十，中國幾個億身家的人都是自己操作一個賬號。

《晚點》：你們怎么吸引機構用戶？

趙長鵬：機構交易對API、交易速度的要求和散戶完全不一樣。舉個例子，機構都是團隊操作，有老板、組長、小團隊，每個人有不同權限，我們叫子賬號功能。這些功能2017年沒幾個交易所有，我們也沒有，現在我們都有了。

《晚點》：什么時候開始做這些準備的？

趙長鵬：子賬號是在2018年底左右，那時是熊市。其實當時主要就在練內功，我們那時的核心撮合比較快，但周邊系統不夠，2017年成長太快，跟不上。當時就擔心，如果2018年來一股非常牛的牛市，幣安會很卡，我們反而可能丟掉領先地位。

所以2018年，我跟內部的溝通全部是提高性能、擴大系統，牛市會來，不用擔心。我個人之前經歷過熊市，當時的心理素質已非常好了。

《晚點》：所以2018年初開始的熊市，對幣安來說反而是一個有利外部環境？

趙長鵬：是，如果那時再繼續漲，我們扛不住了，不一定有今天的幣安。

《晚點》：你們對未來增長的預測是？會提前做哪些準備？

趙長鵬：我們完全沒法預知未來。但我們判斷用戶量大概率還會上漲，我們至少要先準備好擴容性。有可能不發生，那我們就浪費點錢，問題不大；但是發生，我們不能浪費機會。

《晚點》：現在很多新用戶涌進加密貨幣市場。他們的風險意識和交易技術可能都不好，但幣安、火幣等交易所又能很方便地加杠桿，杠桿很容易虧錢。你們怎么處理這個問題？

趙長鵬：幣安應該是所有數字貨幣交易所里唯一有“負責交易程序”的，我們叫responsibletradingprogram。第一個，如果一個散戶來玩我們的期貨或期權，我們會問他兩個問題：第一，你覺得有多大幾率會賠錢？他如果寫低于50%，我們不讓他玩，你心態就不對；第二，如果賠錢了，他覺得是誰的責任？他如果覺得是別人的責任，是幣安的責任，那你別玩，你去玩現貨。

第二個，如果是一個新的散戶，他賠錢到一定程度時，我們系統會告訴他不要再交易了，阻止他交易48小時。我相信我們是唯一一個阻止用戶交易的交易平臺。

《晚點》：你們一共阻止過多少人？阻止的代價是什么？

趙長鵬：數據我倒沒有，應該不少人，但這對我們的收入不會有太大損失。因為這種用戶，他只會傷自己，不會特別幫我們。受傷之后，他還是會停，只是早停晚停。我們讓他早停一天，他少輸點錢，我們少賺幾十塊手續費沒關系，我們保留長期用戶。他學會了怎么賺錢，我們的收入會更多。

聲音 | 澳本聰：此前提及的保稅信使是一位辯護律師 因此不能共享相關對話:Kleiman v Wright一案的最新文件顯示，澳本聰試圖要求律師客戶從他以前參與的十幾家公司中獲得超過11,000個文檔的特權。其還聲稱，此前提及的“保稅信使”（Bonded Courier）是一位辯護律師，因此相關對話是保密的。（bitcoinist）[2020/2/4]

《晚點》：交易所用戶特別關心托管在你們這兒的資產是否安全。掌管OKEx交易所錢包秘鑰的徐明星被調查時，就曾導致用戶大規模恐慌逃離。你們是怎么管錢包秘鑰的？

趙長鵬：幣安現在完全是用多重簽名機制，很早就不依賴單個人了。我們最大的錢包需要15個人中的7個人簽名。這些人是誰，他們互相都不知道，此外只有很少人知道全部人是誰。而且我和幣安所有公開對外的人都不在簽名名單里。幣安提幣跟我完全沒關系，我想偷幣都偷不走。

《晚點》：但這個機制還是需要有人在中間協調，是嗎？這會不會帶來一些風險？

趙長鵬：全部用工具。管錢包的人的軟件里會彈出需要處理的任務。做運營管理的人不知道管錢包的是誰。

《晚點》：怎么保證多重簽名名單里的人相互不串聯？

趙長鵬：他們從幣安得到的待遇相對高，我們先把他想偷的意愿去掉。而且光一個人想偷也不行，他要勾結大概8、9個人。他去打聽其他人是誰時，非常容易泄露。如果有人出事了也沒關系。軟件可以把人移出，把新人加進來。

我們會選有一定熟悉度，穩定可靠、有家庭有小孩的人，單身感覺不那么穩定。位置上全球分布，只要有互聯網就行，但不能都在一個國家或地區，防止地震、洪水、斷網。現在全球大概只有一個國家沒有互聯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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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抄了奔馳，但我車速比他快10倍”

《晚點》：在現在的中心化交易所之外，你們的新方向是去中心化金融，這塊的整體進展如何？

趙長鵬：BSC的日交易量現在超過以太坊大概四、五倍了，有了幾百個生態項目，但BSC才推出9個多月，它起來得比我們想象得還快。除了BSC，我們還在做DEX，我們也投了很多以太坊、波卡生態的項目。

《晚點》：其實以太坊上也可以做去中心化金融，比如現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Uniswap就是以太坊生態項目，你們為什么不用現成的東西，而是在去年9月推出了BSC？

趙長鵬：我解釋一下，BSC不是我們做的。我們之前自己做BNB時慢慢跟社區有很多合作。所以到BSC時，是社區里一幫人過來說他們要做一個智能合約鏈，跟以太坊接近，希望我們給一筆資金。他們愿意把BNB作為這個鏈的主幣，之后這個鏈上的任何交易都會用到BNB，這對幣安是好事，因為我們是BNB的最大持有者。

所以BSC我參與度很低，這是一個社區項目，只是開發者不太愿意露面，其實我啥也沒做，沒那個能力。

《晚點》：幣安對BNB的集中持有和BSC宣稱的去中心化社區方向沒有沖突嗎？

趙長鵬：這有兩個部分。BNB是不是非常集中？是的。但這是我們通過服務賺來的手續費。我們最早發行BNB時，給團隊留了40%，但因為幣安很快就達到了盈利點，所以我們從來沒花過也沒賣過這部分幣，并承諾之后把這部分全部銷毀。這跟其他發幣機制不太一樣，大家可以考慮我們是不是過于中心化。

第二，BSC完全去中心化后，價值才更大，整個BNB的市值會更高，吸引用戶的網絡效應也更大。所以從利益驅動上，我們想要去中心化，我們也在這么做。

另外，如果有一個中心化組織持很多幣，這不是壞事，我們不會傷害社區和砸盤，這需要巨大成本，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

《晚點》：有人會覺得以太坊是更理想的區塊鏈項目狀態，它比較分散，其創始人Vitalik也沒有持有太多以太坊，這會是BSC想發展的方向嗎？

趙長鵬：我們的理解不是這樣。可能很多人覺得這個幣里，每個人都有一點點比較公平。但如果只有小魚進來，沒有鯨魚進來，那可能只有一個原因，大機構不看好。

大概2017年時，Vitalik把一部分以太坊賣了3000萬美元，這可能代表他特別公平，也可能代表那時他比較看重美元。

我們為什么不愿意拿美元，愿意拿BNB？這代表我們有信心。

《晚點》：外界認為BSC是對標以太坊的，你怎么看二者的競爭？

趙長鵬：我不覺得BSC跟以太坊有競爭。現在用以太坊跟用BSC的人群不太一樣。

有些人更喜歡以太坊，因為Vitalik拿幣比較少，更去中心化等等。但他們手續費比較貴，說實話是非常貴。轉一筆賬要收10美元，用一次復雜點的合約，要上百美元。除非你一次做百萬級的交易，不然沒法付手續費。

而在東南亞、印度和非洲，還有很多金字塔底層的用戶，他們人數很多，我們為他們提供一個更便宜的網絡，可以使更多人使用和進入區塊鏈。

BSC起來后，以太坊的交易量并沒有變少，但也不再增長，這是因為它碰到了技術瓶頸，網絡最高承載量就是每秒15到20筆。我們慢慢變多，因為我們還沒碰到上限。所以不存在競爭，只是他們不能服務的用戶我們現在可以服務了。

《晚點》：以太坊社區不能讓技術再進化嗎？

趙長鵬：肯定可以，但這需要時間。他們跟BSC的定位不一樣，它要能在幾百萬個賬本上完全同步，同時每秒處理幾百萬單，這個技術門檻蠻高，幾年內蠻難解決。

最近我看Vitalik發推特比較少，他應該在閉關。我倒非常希望他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樣整個行業又會變大。

《晚點》：BSC比以太坊快和便宜，是因為需要同步賬本的節點少很多，是嗎？

趙長鵬：這是一方面，我們有21個節點。另外我們的節點也比較大，機器性能比較高，在架構上也做了一些改變。

很多人說BSC沒有創新，只是抄了以太坊，其實性能提升幾十、幾百倍就是一個創新。你說我抄了奔馳，但我車速比它快十倍，那是不是一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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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

《晚點》：近期各國政府對加密貨幣有一些不同表態——有的政府對加密貨幣很開放；有的政府偏嚴厲；還有政府在把加密貨幣納入現有監管體系，如近日有消息稱美國貨幣監理署、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正考慮成立一個加密貨幣監管的“跨部門小組”。你覺得各國態度會如何影響全球區塊鏈行業格局？

趙長鵬：抱歉，我不會公開評論具體監管機構及他們的政策，但幣安一定在積極與全球監管機構溝通。目前每個國家的條款都不太一樣，這是好事，可以看到哪些條款更有利于發展，可以有多個參考物。

《晚點》：從你們的接觸情況看，各國共同關注的內容有哪些？政府有些什么常見想法和認知？

趙長鵬：兩三年前我們去溝通時，大家都問這個東西是不是恐怖分子用的。現在這么說會比較丟臉，好像沒有常識。現在他們比較在意怎么防洗錢和犯罪。其實區塊鏈上的數據是透明的，反而更好分析和跟蹤。有些地方的監管反而在推這個東西，他們突然理解，區塊鏈和加密貨幣不是讓你更失控，而是讓你控制得更細。

《晚點》：政府的合規訴求會如何影響加密貨幣？自由度被認為是加密貨幣的一個主要新價值。

趙長鵬：自由度和合規有一定關系，但并不沖突。

我覺得合規還是很重要的。區塊鏈、數字貨幣行業里有一幫人是極端自由主義的，他們希望不要政府，也不要警察，就一幫人自己生活。我不覺得人類可以文明到那個程度，在一個完全沒有政府和警察的社會，每個人怎么自保，全部請私家保安？

我們還是需要一些規矩，說白了，還是需要一些監管。

但如果等人把規矩全部定出來之后再開始做這個行業，可能也不太對，因為規矩都是先做一段時間才摸索出來的。監管需要案例，在一個還沒有的行業里告訴你能做這個，不能做這個，讓這個行業去發展，這不可能。

《晚點》：什么類型的政府對加密貨幣更積極，跟國家大小有關還是跟經濟類型有關？

趙長鵬：我個人感覺，前幾年是小國，因為大國比較復雜。中美這種大國，如果規矩定得不夠細，就有很多人鉆空子。但行業初期，你又很難定得特別細。但比如百慕達，整個國家就七萬人，跟上海一個小區差不多，他不需要規定，就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看，他看得過來。而且小國不太需要保護自己的貨幣，他們不太在乎沖擊，反而認為這個東西能幫他們在新領域，比如金融科技上領先。

現在有點兒反過來了，幾個大國在競爭。如果中國想讓人民幣變成全球基礎貨幣，你發個央行數字貨幣，這個東西被接受，可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晚點》：你覺得各國央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真正的區塊鏈應用嗎？

趙長鵬：這里就非常微妙了。目前多數央行發的第一版數字貨幣還是相對中心化的，它有一個發行方，這個發行方可以增發，可以控制整個網絡，也可以拒絕一些交易。它的確用了區塊鏈技術，但它的多數節點沒有公開。你說它是區塊鏈，也是，你說它不是，也不是。但我覺得不用那么糾結定義。去中心化本身也是灰度的，不是黑白的。比如你特別去中心化，但手續費特別貴，這就不那么易用，這里面有很細的權衡。

最后還是看是不是足夠安全、易用和自由。如果這幾個高，就會被很多人用；如果低，除非硬逼人用，但逼人太難了。

《晚點》：央行數字貨幣會對比特幣等沒有政府背書的數字貨幣產生什么影響？

趙長鵬：目前來看這是兩個體系，相互沒什么影響。不過如果未來有相互兼容的機會的話，應該會催生神奇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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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

《晚點》：幣安沒有總部，員工全部在家辦公，你們怎么保證運轉？

趙長鵬：我們現在3000人不到，分布在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日常會以各種辦公軟件遠程協作，比如GoogleDocs、GoogleMeet等。

《晚點》：有人會要求用數字貨幣來發工資嗎？

趙長鵬：最近比較多。因為今年BNB漲得比較高。

《晚點》：你們怎么交稅？

趙長鵬：每個人付自己該付的個人所得稅，然后所有公司需要付公司注冊地的稅。如果你是一個社區，就不一定要付稅，以太坊社區就沒有付稅的概念，但公司有。

《晚點》：描述聊幣安時，你用的是“公司”這個詞，所以你們還是個公司？

趙長鵬：我們內部基本上從來不用公司這個詞，只是跟您聊時我用這個詞，因為比較好理解。我們內部用的是“組織”。我們一般也不太用員工這個詞，叫團隊成員。

公司的很多傳統幣安都沒有。我們不需要總部和辦公室，不需要在某一個地方注冊。但是我們可以讓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我們之間有信任和獎勵機制。

《晚點》：據我們了解，幣安在同時使用OKR和KPI，這是中心化公司最常用的管理手段。

趙長鵬：有目標不代表是中心化。

《晚點》：幣安發展到現在，你的角色有什么變化？

趙長鵬：現在很多事情我不會自己做了，自己做效率非常低。比如以前市場活動有時會問我審批，現在300萬美元以下的市場花費我基本不用介入。

現在我在幣安最大的價值就是凝聚團隊，把強的人吸住，把外部精英拉進來。所以我最近就是整天打電話，花很多時間聊天。

《晚點》：你也花了不少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你發Twitter挺頻繁。

趙長鵬：推特對我來說是跟社區互動的工具。我在推特上說話會幫我們做一些推廣，它還會幫我了解社區的抱怨或情緒。

其實我不太喜歡出頭露面，但為了推廣BNB、BSC，有時也會懟懟以太坊的人，故意攪合一下，這種小技巧也用。他們罵回來也不一定是壞事，兩人對罵圍著一圈人看，BSC比以太坊小的時候，這對我們有好處。

《晚點》：你對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判斷，似乎都是出于合理性和利益考慮，覺得有好處就會做。

趙長鵬：我有幾個責任：我帶領一個團隊，要把工作做好，把整件事做大。這都不一定是責任，這是我的使命，我現在活著就是為了做件事。

雖然不是細分的每一個工作我都喜歡，但我特別喜歡這件事整體的使命感。基于這個考慮，我可以把自己抽象到一個程度，我該做什么就做什么，心情非常平靜，沒有特別激動的時候，也沒有特別悲哀的時候。

《晚點》：這種平靜的狀態怎么形成的？

趙長鵬：從比較小時候就是這樣，我性格一直非常平穩，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大吼大叫過，包括某次幣安被盜丟幣時。

《晚點》：在創立幣安之前，你就換過很多地方，在江蘇待到12歲，后和家人去了溫哥華，在東京、紐約工作，在上海創業，這種長期遷徙的生活對你有什么影響？

趙長鵬：我很喜歡很多不同文化混在一起，這對幣安能夠做得比較全球化有很大幫助。

我最開始被比特幣吸引也和這個有關。以前我從東京工作完去紐約時，發現把錢轉過去很麻煩而且手續費很貴。比特幣就沒有這個問題，我很容易理解，自由度變高了，費用也降低了。

《晚點》：在你待過的地方中，對你性格、想法影響比較大的是哪兒？

趙長鵬：我最重要的青春期是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有各種民族、國籍的人。其實從大陸出去的那幫小孩一般還是跟大陸小孩一起玩，我比較例外，我當時一直在打排球，中學5年，有4年我是校隊隊長。校隊里各種各樣的人都有，我有很好的白人朋友、韓國朋友、印度朋友和黑人朋友。我有些中國朋友會抱怨種族歧視，但我從來感覺不到。

《晚點》：你以前在球場上是什么風格？好勝、犀利的，還是帶著大家一起打？

趙長鵬：其實排球隊長是一個黏合劑的概念。他一般是二傳，負責組織協調整個場上，并不一定是攻擊力最強的人。我們團隊有好幾個個子比我高，長得比我壯，跳得比我高，殺球比較狠。我不是殺球的那個人。

-FIN-

幣安現在每天的現貨交易量接近300億美元，這是一個半月前上市的Coinbase的5倍多。Coinbase當前市值接近500億美元，以此推算，幣安估值應已遠超千億美元。

DeFi，Decentralized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即基于去中心化的區塊鏈網絡搭建的金融應用，如去中心化交易所、去中心化借貸等等。去中心化金融的安全和信用并不由某個機構來保障，而由智能合約和社區機制保障。

NFT，non-fungibletoken，非同質化代幣，是一種每一個代幣不可分割、不可替代的數字貨幣，可以與畫作、音樂等內容綁定。目前被用于數字資產的交易。

減半，根據比特幣發明人中本聰的設計，單區塊挖出的比特幣數量每四年減半一次，這意味著付出同等算力的回報會縮減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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