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周末讀史｜《國蓄》篇所見《管子》的貨幣數量論（一）

編者按

《IMI財經觀察》每周末帶您聆聽名家解讀中外金融的發展興替和制度演變，在史海鉤沉之中領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何平在《中國錢幣》雜志“中國傳統貨幣金融文獻導讀”專欄上先后發表《從傳統經典看貨幣》系列文章，選擇重要的傳統中國經典貨幣金融文獻，既從歷史情景出發，以求“理解之同情”，也與今天的貨幣與金融理論思考相對接，力戒簡單比附，堅持“古今東西立體比較”，以傳統中國的貨幣與金融思想資源，為重建貨幣與金融理論提供參考。

本文為系列第二篇，原載于《中國錢幣》2019年第2期，是作者對《管子·國蓄》篇的解讀。

以下為文章全文：

《管子》特別是其中的“輕重篇”從貨幣和貨幣政策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出發，以“輕重論”的經濟思想為中心，提出了樸素的貨幣數量論和貨幣結構論等重要的貨幣理論命題，在中國貨幣思想史上作出了最早的原創性的重要貢獻。這里以《國蓄》篇為中心，對其貨幣理論進行解讀。

一、管子其人與《管子》一書

管仲，又稱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齊國穎上人。春秋前期著名的家與改革家。在《史記》的《管晏列傳》中，司馬遷將它與晏嬰合并立傳，涉及管仲的僅304字，而其中管仲自己對他同鮑叔友誼的評價占去144字。在這簡短的記載中，我們知道，管仲年輕時十分貧窮，周游各地，曾經與鮑叔合伙經商。在鮑叔的推舉下，公元前685年被齊桓公任命為卿，開啟從政生涯。他在從政相齊的四十年間，“作內政而寄軍令”，在內政和軍事上實施重大改革。他輔佐齊桓公，“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終于“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最早在中原實現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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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一書，并非管仲所著，是托名于管仲的一本文集，由西漢劉向編定，為86篇。及至宋代，散失10篇，現存76篇。其多篇文章的寫作，非出自一人，亦非成于一時。究竟各篇何人所作、作于何時，無明確的記載。20世紀初開始，我國學者對于《管子》的研究日益深入，1987年起，山東淄博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創刊《管子學刊》，以推動管子的研究。

但無論對于其成書年代或內容主旨，都存在分歧。春秋末期以至西漢末年王莽時代，都有人主張是特定篇目的成文時間。其中，1979年馬非百先生《<管子.輕重篇>新詮》的出版，引發了學界的熱烈討論。馬先生新見頻出，第一個提出多個篇目成書于王莽時期，并給輕重篇的各篇都考訂了時間。胡寄窗先生在《中國經濟問題》連載長文予以辯駁，激憤陳詞，言之成理。然而，我們只需指出兩點，就知道將《管子》定位戰國中期或者說在秦統一之前的時期，是合理的。第一，僅就“輕重篇”而言，其中多篇談到國家間的斗爭謀略和調動本國人民生產積極性的設想，這必然以諸侯林立的和地理形勢為前提。第二，《山國軌》等多篇論及通過基層調查來推行相應經濟政策的見解，均為在大一統的廣大地域內可以實施的。即使是假托之書，從歷史情景的合理性和實踐的霸業原型，只有管子本人及其生活的時代能擔當《管子》一書。而且，必須強調，如果我們不是缺乏社會性的書呆子，從自身的生活實踐中也應懂得文獻留存的選擇性，以及文獻與事實之間乖離現象的現實存在，僅僅從文字訓詁的角度討論《管子》的成書時代和內涵，必然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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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輕重篇”是中國經濟思想最早最系統的論述，可以稱為上古的中國經濟學。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晉代傅玄說，《管子》之書“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管子》“輕重篇”現存16篇，除最后一篇《輕重己》論述四時節令以外，其他各篇都專論商品及貨幣關系。在“輕重篇”之外，其他60篇里也有商人活動與商品交換的相關論述。如此多的篇幅論述商品與貨幣關系，不僅先秦古籍所無，也未見于此后古代各家著作。這是《管子》的突出特點，所以《管子》以“輕重學說”著稱于世。

《國蓄》篇在《管子》的經濟理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管子》輕重篇現存16篇中，采取直接論述而不用問答體的只有《國蓄》等2篇。其他各篇多用假托的具體故事表達作者的主張，《國蓄》則直接論述一般性原理和原則，是《管子》“輕重篇”的理論綱領。

二、“輕重論”與國家治理

以《管子》的“輕重篇”為中心提出的“輕重論”，是《管子》經濟思想的核心內容。“輕重”這個重要概念，最初是指金屬貨幣稱量時的輕重。在沒有成色觀念的貨幣發展的樸素階段，金屬貨幣的分量重，價值就大，而分量輕價值就相應地小。這樣，輕、重就演變為價值小、大亦即賤、貴的同義詞。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在流通中其交換價值通過它對普通商品的購買力相對地體現出來，“輕重”便從表現貨幣價值的概念演變為表示商品價格貴賤的概念。東周時期的統治者從商人的經驗出發，懂得貨幣流通的數量和商品供求的狀態，會影響貨幣購買力的大小和商品價格的高低，也就是影響貨幣與商品各自的輕重。“輕重篇”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深入研究貨幣與商品的輕重問題，探討通過怎樣管控它們的輕重變化，實現特定的財經目標，進而形成了系統完備的作為經濟學說的“輕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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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輕重論是討論市場上的商品供求和物價“輕重”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國家如何利用商品與貨幣的“輕重”變化，對商品的購銷與貨幣的流通進行干預和調節，以實現特定的財經目標。所謂“輕重”，反映了古代中國人對于流通中商品與貨幣的多寡、物價的高低及其變化規律的認識，基于這種認識統治者推出相應的政策措施，壟斷工商業，控制商品的流通，在整個經濟領域實施專制主義。

在財政政策和國家治理的問題上，《管子》“輕重篇”一開始就通過塑造財政和貨幣的特殊關系，主張通過貨幣和物資的控制，來充實國家的經濟收入。

在《國蓄》篇里一再宣揚他的富能奪，貧能予的政策是“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其辦法便是通過貨幣手段，對物資進行調控，利用“輕重之術”保證國家直接獲取經濟利益以充實財政。所以，在《國蓄》篇里，指出“不通于輕重”對于治國的危害。這在其他各篇的論述中，也反復強調“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利”的基本精神，因為除了壟斷專賣收入，利用貨幣手段來調控物資的流向，并用法令來保證谷物等戰略物資的占有，既關乎國家財力的充實，又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關乎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生活。

三、商品“輕重”的成因與市場干預

事實上，盡管“輕重篇”討論了許多影響商品價格的因素，但它始終堅持的一個基本思想，是主張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商品的價格。“物多則賤，寡則貴”，是作者對于商品價格形成機制的基本認識。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從它的論述，“民有余則輕之，不足則重之”的論述可知，人們對商品供應的不同狀態“有余”和“不足”感受不同，便引起對于商品輕重的不同評價。這種主觀價值論，盡管錯誤地解釋了商品價值的形成因素，但它拓展了商品供求決定價格的認識。

動態 | 上周末比特幣網絡上發生了9筆大額交易 交易額超2.36億美元:據Whale alert監測，上周末，在比特幣網絡上發生了9筆大額交易，交易額超過27,029枚比特幣（價值2.36億美元）。雖然大多數交易都在未標記的錢包之間進行，但其中有一筆巨額交易引起關注，兩個錢包之間單次轉移了15,000枚BTC（約1.99億美元）。此外，還有一筆（1,500枚BTC，價值2000萬美元）流進了Bitfinex交易所。有分析稱這些交易影響了加密市場，可能在操縱比特幣市場。不過，很難確認是這些交易導致了比特幣價格的飆升，部分原因是因為多數比特幣沒有進入交易所。但很明顯，九筆交易使價格飆升10％是一個巨大的危險信號。[2019/5/28]

《管子》“輕重篇”從自然和人為兩個方面的因素，來論述影響物的多寡，進而說明“物多則賤，寡則貴”的基本原理。受自然因素的影響表現在天時變化，“歲有兇穰，故谷有貴賤”。年成有豐收與歉收的不同，谷便有多寡的差異，谷價就相應地有賤和有貴。文中論述的“聚散”和“政令”，則是影響物資多少的人為方面的因素。“聚則重，散則輕”，“令有徐疾，物有輕重”。對商品進行人為的聚散，財經政令的緩急，都會影響市場上物資的多寡和供求的平衡，進而引發物價的波動。關于政令的緩急如何影響物的輕重，《國蓄》篇里有生動的描述。也就是說，君主向民間征收貨幣稅時，命令越急，期限越短，百姓越是被迫以低價競相拋售物資，來換取貨幣繳納稅收。統治者懂得這個道理，便以政令的緩急，人為地控制物價，以較稅收更加隱蔽的形式乘機勒索民間財物。

四、《管子》的貨幣數量論

與商品供給一方相對應，從需求側看，貨幣的價值決定于流通中貨幣的數量變化。在討論商品的輕重之外，《管子》輕重篇的另一重要內容，是關于貨幣本身的交換價值等貨幣問題的論述。從貨幣職能來看，它論述了貨幣五大職能中的四個職能，而主要論述的是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流通手段職能。在這里的《國蓄》篇里稱，“黃金刀幣者，民之通施也。”別的場合，還有不同的表述，“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刀布者，溝瀆也。”這都是講的貨幣是流通手段。而對于支付手段、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管子》只是進行了現象性的描述，沒有給予深入的討論和分析。至于價值尺度職能，它沒有進行論述。可見，它不懂得貨幣具有價值尺度職能，自然也就不可能得出貨幣是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統一這樣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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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的價值究竟由什么決定，“輕重篇”并沒有直接做出明確的回答。從他在輕重各篇涉及貨幣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知道，它不是貨幣金屬論者，因為它并不認為貨幣本身具有價值。《國蓄》篇就稱，“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也不是貨幣名目論者，因為它認為國家并不能任意規定貨幣的價值。

事實上，《管子》的“輕重論”，明確提出了世界上最古老最樸素的貨幣數量論。它明確主張，貨幣的交換價值是在市場上由貨幣與商品的相互關系中形成的。在不考慮商品變動的情況下，市場上貨幣流通數量的多少決定貨幣的輕重，亦即貨幣的交換價值或貨幣的購買力在它與商品的交換中由兩者的相對數量決定，并體現出來。比如，它論述道，“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也就是說，如果有十成貨幣，九成在上由國家掌握，只有一成投入市場流通，就會出現物價下跌和貨幣購買力相應上升的情況。倘若國家將自身掌握的九成貨幣也投入流通，用來收購萬物，就會出現“萬物重什倍”，物價陡然上漲，貨幣變“輕”購買力相應地降低了。這是典型的貨幣數量論的表述。

在商品和貨幣的輕重關系方面，上面是不考慮另一方或者假定另一方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分別以供給和需求為出發點，來討論物價和貨幣購買力變化的單方面影響因素。事實上，按照勞動價值論的觀點，貨幣與商品交換時，如果貨幣或商品一方的價值發生了變化，或者貨幣與商品的價值同時發生變化，但變化的方向不同，甚至變化的方向相同，但變化的幅度不同，則貨幣與商品交換的比例均要發生變化。就此而言，《管子》認為，在單位貨幣價值增大，相應地單位商品的價值減少時，就會出現“幣重而萬物輕”的現象。與此相反，在單位貨幣價值降低，相應地單位商品價值上漲時，就會出現“幣輕而萬物重”的現象。在貨幣與萬物的輕重關系上，“輕重篇”的作者認為兩者此消彼長的變化是由市場上貨幣與萬物相對數量的變化和對比引起的，而不是基于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由商品和貨幣本身包含的價值引起的。

基于貨幣數量論的觀點，貨幣的價值是在與流通中商品的交換中體現出來，而貨幣價值的大小，取決于貨幣量與商品量的相對比較。這種從與商品的相對比較中看待貨幣價值的思想，占據了中國古代貨幣思想的主導陣地。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輕重各篇論述貨幣購買力的高低時，始終沒有涉及社會流通總量的問題，只是論述“幣在上”或者“幣在下”暫時的供求關系的改變，與萬物貴賤的成因相同。所以,《管子》的貨幣輕重論與貨幣理論中的貨幣數量說是有所不同的。同時，它也沒有現代貨幣數量論通過貨幣投放影響產出的思想。

那么，按照它的思想，能否得到一個貨幣必要量的公式呢？

《管子》重視貨幣流通手段職能，它論述了社會所需要的貨幣流通量的決定因素。它對古代中國貨幣學說的一大貢獻。《山國軌》篇稱，“幣有軌……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谷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余若干？”

這里根據耕地的多少，生產谷物多少，除了食用之外，有多少糧食可以投入流通，糧價多少，據此計算出流通中的糧食所需要的貨幣量。《管子》還從個人購買商品所需支付的數量來計算貨幣的流通量。《山至數》篇稱，“幣準之數，……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這里的“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指的是家庭支出所需要的貨幣量，這是在商品流通量之外考察貨幣需要量的另一種分析方法。《管子》提出“幣準之數”可以從商品交易量和家庭支出兩方面來予以考察，顯示出對貨幣流通量思考的非凡洞察力。

《管子》“輕重篇”還論述了貨幣的貯藏手段職能，以及貨幣的地區分布問題。這里的《國蓄》稱，“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繦千萬……”《山權數》也稱，“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這些貨幣或者糧食儲備，均是為了購買和支付，就像這里《國蓄》引文后面緊接著說的，“春以奉耕，夏以奉蕓，耒耜械器、鐘饟糧食，畢取贍于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用來對人民進行賑濟和借貸，以消除豪富對于人民的掠奪。《管子》還主張“布幣于國”，在全國各地“謹置公幣”。因為要計算各地需要多少貨幣或者賑貸資金，才能控制全國的商品糧食。它主張依據全國各地土地的肥瘠和糧食的產量，計算出國家購買糧食所需要的貨幣量。

作者簡介

何平，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金融學博士導師，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高級研究員，2003-2017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等職。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北京優秀教學名師。研究方向為貨幣金融理論與貨幣金融-財政史。

出版專著：《清代賦稅政策研究》、譯著《別無他法：作為終極風險管理者的政府》、《貨幣制度的世界史》等，刊發多篇經濟、金融及經濟史領域的文章。

《從傳統文獻看貨幣與金融》題解

要深入對特定制度與文化特質的認識，必須建立一個坐標參照系。現代貨幣與金融理論的西方淵源，直接影響著中國現實的金融活動和政策決策，似乎中國只能取法于西方。然而，取法的結果卻凸顯出鮮明的中國印記，無論在吸納的程度上或是效果上。中國的現實把握和前景預見，不僅要參照外國經驗和總結，中國固有的傳統積累和慣行也不得不予以必要的關照。

本系列文章選擇重要的傳統中國經典貨幣金融文獻，既從歷史情景出發，以求“理解之同情”，也與今天的理論思考相對接。力戒簡單比附，堅持“古今東西立體比較”，以傳統中國的貨幣與金融思想資源，為重建貨幣與金融理論提供參考。

編輯李錦璇

來源《中國錢幣》

責編金天、蔣旭

監制安然、魏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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