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貢:100 本書，20 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西班牙篇

為什么要做這個系列

一年以前，我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這個社會，對年輕人太好了嗎”？

它至少有兩個維度值得進一步探究：除了物質主義，未來屬于年輕人的這個社會的文化和價值觀是如何被構建的？如果傳承給年輕人的是一個烏七八糟的社會：價值觀混亂、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義泛濫、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類積淀的文明被漠視，那么，無論如何我們不能認為這是“對年輕人的好”。

另一個維度是現在看似乎理所當然，但實際上會越來越引起擔憂的問題：未來的公正體系如何建立或維持？其實它就是美國學家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提出的：人們普遍相信，“不平等比經濟不平等更可怕”“代際之間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內的不平等更惡劣”；它也是威爾遜在100年前所面對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業化的社會時，找出一個能讓社會中所有人都同時受益的辦法？

對于年輕一代未來所身處的世界，與工業化社會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會真正形成相關。

我們就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出發的。

不可避免，它會遭遇轉型這個概念。我們探討的所謂轉型，也是探討我們的未來，如今和未來的年輕人，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世界里？

在中國的語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種語言體系來表達，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對階層分化、固化等各種問題的擔憂和解決之道。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是個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沒打算回避的問題。

《好奇心日報》邀請了十幾位學者、用十幾篇文章來探討“轉型”這個大話題。我們希望，它們能給你帶來一點啟發。更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會有一個關于國家轉型的推薦書單。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方便你進一步閱讀和思考。

伊曼努爾·康德說：“人類最大的難題，是實現一個能夠主持普遍正義的公民社會。”《好奇心日報》一如既往地相信這些報道有助于我們每個關心未來的年輕人進一步的思考。畢竟，我們面臨的問題如此之大，它值得我們為此動些腦筋。

康德，來自：維基百科

以下是我們的第二篇，探討的是西班牙的轉型。

10月21日，西班牙首相馬里亞諾·拉霍伊宣布收回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自治權，解散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并在6個月內啟動地方選舉。

20天前，加泰羅尼亞地區舉行了獨立公投，超過228萬人參與了投票，其中超過90%支持獨立。這是加泰羅尼亞歷史上的第二次公投，贊成獨立的投票率比2014年那次上升了10個百分點。但是，西班牙憲法法庭不久宣布該結果不合法。

兩方的沖突愈演愈烈，局勢十分嚴峻。《紐約時報》評論稱，這是自1970年代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獨裁統治結束以來，西班牙民主制度面臨的最大考驗。

佛朗哥結束西班牙的獨裁統治是在1975年11月20日。那一天，獨裁統治西班牙36年的83歲獨裁者逝世。兩天后，由他1969年冊立的儲君、37歲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加冕，宣誓成為西班牙國王。

而從這一年開始，西班牙只用了短短7年時間，在國王、首相與社會等因素的共同促成下，開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卡洛斯國王宣稱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進程”，成為20世紀世界史上最耀眼的民主轉型奇跡之一。

來自：維基百科

本文作者蕭瀚是中國政法大學的副教授，本名葉菁。這位出生于1969年的學者，早年在天則經濟研究所任職，曾經出任《財經》雜志的法律顧問，現在則主要從事憲政史與社會理論方面的研究。著有《法槌十七聲》《閑思錄》等。

他的這篇文章將詳細探討——40年前西班牙那場成功的民主轉型是如何發生的？

在他看來，佛朗哥的遠見、胡安·卡洛斯國王的堅定推動、首相蘇亞雷斯的技巧、反對派的理性與克制、相對獨立的司法所營造的穩定社會、適度開放的媒體、具有民主精神的宗教團體等，所有這些都不是可有可無的。正是這一切才組裝起了一列裝備精良、性能良好的西班牙民主轉型高速列車，才能成功地擺脫專制后遺癥下帝心引力的糾纏與干擾，順利通過洶涌湍急的歷史峽口，進入民主政體的開闊海面，直至今日。而今天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的獨立公投運動，也正是40年前那場成功的民主轉型時似曾治愈的痼疾復發。

蕭瀚評介了英國歷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關于西班牙轉型的作品《民主的勝利：西班牙變革的進程》。他認為，這本書因其詳細全面的介紹并且分析了西班牙民主轉型的前因后果，已成為該領域研究的入門和必讀書。

要理解現在加泰的獨立運動，得回看40年前那場民主轉型

最近，西班牙王國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的獨立公投運動正在火熱進行中，其火熱程度甚至已涉低度暴力。不言而喻，這已經引發了西班牙一輪新的憲政危機。對西班牙近現代史有所了解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想到這是40年前那場成功的民主轉型時似曾治愈的痼疾復發。

1975年11月20日，獨裁統治了36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11月22日，由他1969年冊立的儲君、37歲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加冕，宣誓成為西班牙國王。在此后短短的七年時間里，西班牙開啟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卡洛斯國王宣稱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進程”，成為20世紀世界史上最耀眼的民主轉型奇跡之一。

即便如此，這場總體上實現了“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進程”，七年路途上依然波詭云譎，稍一不慎，改革的巨輪就可能傾覆甚至沒頂。且不論巴斯克地區的武裝恐怖組織埃塔對民主轉型時時刻刻的威脅，1981年的特赫羅上校“2.23”軍事政變若無國王個人挺身挽狂瀾于既倒，轉型可能就此夭折，就是此前說服工人社會黨、共產黨匯入轉型洪流也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如任何一次成功的民主轉型，西班牙的成功經驗也是無數人勇敢與智慧的集體結晶。

英國歷史學家保羅·普雷斯頓研究西班牙歷史30多年，尤以西班牙內戰史的研究著稱，與西班牙民主轉型相關的著作，則有《民主在西班牙的勝利》、《佛朗哥傳》、《胡安·卡洛斯：引領西班牙從專制走向民主》等著作，其中出版于1986年的《民主在西班牙的勝利》，因其詳細全面地介紹并且分析了西班牙民主轉型的前因后果，已成為該領域研究的入門和必讀書。

《民主的勝利》的章節篇目就簡要概括了西班牙如何從佛朗哥時代順利過渡到工人社會黨贏得大選執政的岡薩雷斯首相時代，這其中經歷了六個階段，即佛朗哥后期的布蘭科拖延階段、納瓦羅的掙扎階段、蘇亞雷斯的協調階段、蘇亞雷斯的民主黏合階段、蘇亞雷斯謝幕的民主換新階段、岡薩雷斯的民主鞏固階段，這六個階段中，有四個階段是在佛朗哥去世之后發生的。

這六個階段的民主轉型歷程是由佛朗哥時代形成的各派勢力以及舞臺上重要角色的理念與行動決定的，但更全面的轉型過程則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歷史包袱的成功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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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長的轉型，事實上要從佛朗哥上臺前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說起

20世紀70年代末的西班牙民主轉型，事后看來十分成功，而且迄今都是穩定的君主立憲制，但它不是第一次民主轉型，故而需要回溯到更早的時代才能看得真切些。《民主的勝利》一書并未涉及1969年之前的歷史，但歷史的延續性當是不言而喻的。

在雷蒙德·卡爾主編的《西班牙史》一書中，塞巴斯蒂安·巴爾富爾執筆的最后一章就是從1931年寫到2000年，他的最后一句話是：“在嶄新的西班牙，與過去的和解仍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第二共和國的歷史以及內戰的歷史、36年佛朗哥統治的歷史，都是1976年開啟民主轉型時的西班牙所承載的重負，稍有不慎，這些歷史重負就會讓改革的列車車毀人亡。

西班牙自1898年在美西戰爭中慘敗之后，國際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日不落”榮光不再，內政也陷入經濟低迷、政局混亂。1875年以來的立憲君主制由此遭遇危機，天主教勢力和軍方的輪流獨裁都沒能激濁揚清、振衰起敝。在遍地文盲的時代，1887年即開始實行的男公民普選權，不但沒有能夠使西班牙迅速走向民主，還因缺乏配套制度而僅僅為寡頭或獨裁背書，甚至誘發民粹性的全面左右分裂。

經過30年的動蕩政局，由現實所激發的激進共和運動越來越成為一股無人可擋的潮流，但另一方面，如英國歷史學家馬丁·布林克霍恩在《西班牙的民主與內戰》一書中所說的，“很明顯，到20世紀20年代早期，君主專制政體無力以其現存方式成功地解決從‘寡頭’自由主義向真正民主的艱難過渡。”其實，并不僅僅是王室沒有這一能力，當時的任何一股社會力量也都沒有這樣的能力，于是，西班牙雖然沒有立刻像1789年時的法國那樣“權力掉在了地上”，但像一切動蕩之所，缺乏健康力量主導轉型過程的地方，最終都會被其中某個立場的極端派別所左右。

來自：豆瓣

在西班牙，這一勢力就是極左“共和”派。1930年8月，共和各派在圣塞瓦斯蒂安簽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君主制的公約，2個月后，左翼社會黨加入“革命委員會”，12月，左派軍官發動阿拉貢起義，雖未成功，但已足以震撼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政府于是決定推行選舉和代議制。1931年4月12日的選舉中，混雜了共產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左派勢力的共和派大獲全勝，阿方索十三世因為“不想再看見西班牙流一滴血”而自愿流亡，君主制終結。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成立，革命委員會接掌政權，充任臨時政府。這個名為民主共和實為極左翼的政權，由于推行了包括國有化、土地公有制、定額定時工資制、廢除天主教等一系列激進的社會主義政策導致國內左右兩端的進一步極化撕裂，同時，由于激進政策也并不容易推進，又進一步激起底層的不滿，而缺乏司法權威的共和國對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右翼民粹主義者都缺乏行為管束的能力，左右兩翼之間于是爆發了持續的暴力沖突，而且沖突的鐘擺一直在中線的兩側大幅度回蕩，共和國因此徒有其名。

1932年第二次大選后，第一屆左派政府下臺，右派上臺，執政兩年期間，右派進行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政策調整，例如發還被充公的土地、釋放之前因武裝反叛而入獄的右派人士等，廢除了前兩年大部分的左派改革立法，這引起了左派的極大憤恨，分裂的左派因而集結組成主體為共產黨和工人社會黨的人民陣線，并在1936年的大選中再次獲勝執政。

1936年2月19日，政權順利交接后，極左民眾要求新的左派總統阿薩尼亞推行更左的政策，在未能得到滿意結果后干脆自行暴力搶劫，監獄中被關押的暴亂分子在獄中發動暴亂，新政府不但沒有平息，竟然未經議會許可索性釋放了他們，于是，新舊罪犯們搶劫富人財產，哄搶土地，而新政府再次發布文告，承認他們的行動合法。新政府對無政府主義暴力犯罪的慫恿與支持的同時，雖然也一直在呼吁各方停止暴力，但言行不一使得他們喪失了公信力，而這也終于徹底激怒了右派，他們開始呼吁軍方出來維持秩序。左右雙方都朝向極端發展，當時的西班牙已經無法讓人保持中立，雙方都極力撕扯，逼迫中間派別歸附己方。恰在此時，一位左翼軍官被右翼暗殺引發了左翼報復性殺害右翼著名議員卡爾沃·索特羅，右派葬禮集會時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游行，新政府開槍打死兩人，這一事件導致右派對政府和議會徹底喪失信心，并直接促成了莫拉將軍和佛朗哥將軍反對政府的軍事反叛。1936年7月17日，兩位將軍發表了一個聲明后起兵向馬德里進軍，拉開西班牙內戰的序幕。

博洛滕，來自：維基百科

正如西班牙歷史學家博洛滕全面研究西班牙內戰的巨著三卷本《西班牙內戰：革命與反革命》所展示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在上包括國有化、土地公有制等極左政策以及不肯服從法治的民間無政府主義左右民粹勢力本身才是內戰的罪魁禍首。

隨著事態的發展，這場殘酷的戰爭成為世界內戰史上最奇特的現象，即歐美的極左和極右勢力都深刻介入西班牙內戰，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極右翼，而蘇聯及共產國際以及全世界的左派則支持西班牙極左翼，西班牙成為一個國際戰場，西班牙內戰成為二戰的預演。

內戰持續了三年，至少有60萬人喪生，更無論經濟等所有領域遭受的可怕摧殘。而在這一過程中，共和派內部的自相殘殺尤其怵目驚心。親身參與了西班牙內戰的奧威爾，曾寫過《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對于西班牙內戰中所謂進步的共和派有過深切的懷疑，極左共和派在內戰中大規模殘殺戰友的暴行讓奧威爾深感痛心和反感，此書因此成為他后來創作《1984》的母體。至于所謂的第五縱隊，原本一句軍方的玩笑話，結果成了與斯大林大清洗相關的左派捏造物，成為共和派大量殘殺戰友的遮羞布，這也早已為嚴肅中立的歷史學家們所公認。正如奧威爾所寫的，所謂的共和派，行極權之實，進行殘酷的內部自相殘殺。反倒是似乎臭名昭著的佛朗哥集團，并無這樣的自殘之舉——這或許也是他最終能夠贏得內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佛朗哥：不止是獨裁者那么簡單，他做了什么？

德國記者瓦爾特·豪布里希曾在其著作《佛朗哥的與沒有佛朗哥的西班牙》一書中將佛朗哥時代劃為三期，“長槍黨極權統治的開端時期，制度化的保守天主教時期和技術貴族和開發規劃人員的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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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西班牙內戰的復雜性決定了發起內戰并且取得勝利的佛朗哥，在其僭政的上述三個時期里，一直實行嚴格的反共政策，至死不休。佛朗哥最看重的是秩序，第二共和國以來紛鬧蕪雜的民主不但沒有讓西班牙走上民主之路，反倒跌入廝殺的深淵。無論從其個人權力的鞏固意義上，還是國家的和平與穩定意義上，這一歷史都讓佛朗哥對民主嗤之以鼻，并且深為戒懼，至少他會認為在他在世期間，民主是萬萬不可行的。再開明的獨裁者都會產生這樣的想法。然而，佛朗哥并非不懂，經過內戰的西班牙，社會裂痕并不會因為高壓而消失，它只會蟄伏，并待機而動。佛朗哥在世時，依靠其軍政府的鐵腕，強行壓制與取締有組織的反抗，強行彌合那隱約可見的裂痕，一旦去世，這些裂痕可能就會被撕得血淋淋，順著歷史與當下的傷口血崩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第二共和時期還留下兩個極其麻煩的老問題，即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的地方自治問題。佛朗哥時代的高壓政策所帶來的虛假統一，在佛朗哥去世后，立刻被撕去偽裝，成為此后民主轉型進程中最棘手的問題，幾乎所有的暴力、暗殺等恐怖主義活動都與此相關，而且隨時可能終結轉型之路。

佛朗哥，來自：維基百科

佛朗哥在世時，曾經通過其個人高超的手腕，避免了被拖進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在他統治的36年里，西班牙保持了相對的和平，即使在二戰后到1959年前孤立的十年里，西班牙至少也是穩定的。加入歐共體之后，西班牙經濟開始現代化，1963年-1973年間，西班牙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GDP水平一度排名世界第十一。經濟的自由化必定促使自由化，以佛朗哥為領袖的極右翼團體“民族運動”其實只是個弱意識形態的松散雜燴，被佛朗哥組織化改造后的“長槍黨”作為唯一的合法政黨，與蘇聯東歐等共產黨國家相比，也只是個同樣缺乏強有力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的民粹雜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很容易被分化。

佛朗哥時代后期，自由化其實已經暗潮涌動，佛朗哥集團也因此分裂，既有強勢的軍方以及像布蘭科這樣頑固堅持佛朗哥主義的技術官僚，也有像蘇亞雷斯這種認為應當進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的家，同時還有更多隨時準備改換門庭的風派。

1969-1973年的布蘭科內閣，以長槍黨人為主要組成成分，“是一屆為絞殺改革、粉碎反對派而特意設計的團隊”，布蘭科因此遭到埃塔的炸彈刺殺而亡；隨后的納瓦羅內閣，在前車之鑒下，極右派已經意識到他們可能是“純粹佛朗哥主義的最后一站”，阿里亞斯·納瓦羅內閣甚至在1974年2月12日提出一項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改革計劃，包括“思想意識的開放”以及市長和地方官員的選舉。由于納瓦羅內閣本身的猶豫與游移，也由于當時巴斯克地區日益猖獗的埃塔暴恐行動，使得局勢幾度重回高壓肅殺狀態，改革難以推進。正如豪布里希所概括的，“阿里亞斯總理治下的佛朗哥政權最后兩年的特點是:小心翼翼的自由化嘗試的失敗，經濟增長的戛然而止，和警察鎮壓的重新強化。”雖然普雷斯頓下述看法有夸張之嫌，但也說到了上述狀況之外的預備性結果：“阿里亞斯笨拙的改革和伴隨著這些改革的重手鎮壓也驅使左派走向團結。這種團結以及支持團結的民眾戰斗精神，是民主化過程的關鍵。”

于是，沒過幾個月，當佛朗哥去世后半年多，真正的改革就此啟動。

胡安·卡洛斯：一位獨裁統治者用20多年時間培養了一位能領導民主國家的君主，為什么？

了解了上述西班牙近現代史之后，或許才能明晰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所面臨的十字路口，至少如普雷斯頓所說，“無論右派或左派家，都很少有人能夠以任何程度的準確性預測這個國家此后十年的發展”。成功的西班牙民主轉型是諸多因素綜合的產物，是人力和幸運相伴生的結果。社會底盤永遠是重要的，如普雷斯頓所過分強調的所謂左派的團結一致是此次轉型的關鍵要素，但正如諸多其他的歷史時刻，精英階層及其代表人物的觀念、思想與行動，也都同樣重要，尤其是轉型時代中拐彎的那瞬間，精英們如何操作國家的方向盤，甚至可能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西班牙民主轉型在任何意義上都展示了這一點。

1976年7月3日，在樞密院主席、國王的導師費爾南德斯·米蘭達這位憲法學家、律師的巧妙安排下，胡安·卡洛斯國王選中了蘇亞雷斯當自己的首相，蘇亞雷斯年輕但技巧嫻熟，但在當時并不那么起眼。

這一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班牙民主轉型的溫和進程，國王做出這一選擇所具備的人君素養，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佛朗哥執政期間著手安排的一個計劃。保羅·普雷斯頓對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的敘述，事實部分并無出入，這些都是公開可查證的，但在與此相關的轉型之前的歷史敘述并不完整甚至有些看法可能存在偏見，例如他在《佛朗哥傳》中就將佛朗哥對胡安·卡洛斯的培養僅僅視為是為了“馴服民主君主制的威脅”，然而，普雷斯頓的這一說法無法解釋佛朗哥對卡洛斯王子持續二十多年的職業國王的培養。

卡洛斯，來自：維基百科

早在1946年，佛朗哥就開始著手安排胡安·卡洛斯的未來，當時卡洛斯才8歲，經過與堂.胡安的談判，卡洛斯于1948年12月回到西班牙，開始按照佛朗哥培養一個未來國王的計劃接受教育。1947年，佛朗哥確立了西班牙為王國，而不是共和國，但佛朗哥既沒有自我加冕，也沒有要讓自己的后代做國王的打算，從他后來二十多年對胡安·卡洛斯的態度來看，佛朗哥的堂兄佛朗哥·薩爾加多-阿勞霍的《佛朗哥私人談話錄》中涉及關于培養胡安·卡洛斯的內容，可信度是相當高的。例如，書中說，佛朗哥非常明確卡洛斯王子要成為一名國王，必須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別國經過嚴格的現代教育，內容包括數學、軍事訓練、在三軍服役、上大學以及與西班牙各界頭面人物的接觸、從政等專業的國王訓練。

佛朗哥說，“如果胡安不準備讓他的兒子受這種教育，或者他的兒子本人不愿意接受這種教育，王子就不必回西班牙來了，那就是說他愿意放棄繼承王位的權利，我將對他不承擔任何義務。……。如果你們認為我是在想把王子培養成為一個長槍黨黨員，這種看法我也不在乎。”一周后，阿勞霍記錄說堂兄來信發牢騷說從佛朗哥安排的教育情況看，自己簡直不配做個父親，佛朗哥因此說，“父親教育兒子是一回事，培養王子治理國家又是一回事，如果他不愿意送他的兒子來，一位對君主制十分合適的王子就被白白埋沒了。”

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成年以后的卡洛斯王子作為儲君，到處游歷，除了在國內“到處露露面”，還兩次周游世界，其間交往了各國許多政要。1969年7月22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為自己死后的繼承人，以及未來的西班牙國王。1974年佛朗哥重病期間，卡洛斯王子代行元首職責45天，處理一些日常事務。之前，卡洛斯王子初涉事務時，佛朗哥并不讓他過多地了解細節，以免他沾染獨裁時代的行政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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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私人談話錄》里記載了佛朗哥1966年12月5日的一段談話，最能體現他殫精竭慮要建立現代君主制的堅定想法：

“西班牙不能實行共和政體，因為這種制度曾兩度給我們造成了無政府的狀態，這種情況現在還可能會再次出現，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忘記，所以議會剛剛通過了根本大法，并將在幾天內提交公民投票來決定，共和政體巳經被排除，它不能作為我國政府的體制。君主派的毛病在于它總是分成許多支派，而每一個派別又由不同的親王來代表。這是一些小集團，他們各自推選出自己的人物，但這種小集團已經過時了，它是十九世紀的產物，一切君主派都應該在民族運動的宗旨的基礎上團結起來，以便組成一個堅強的政黨，作為新的和現代的君主政體的支柱，而任何人都沒有胡安·卡洛斯王子所具備合法的條件和適當的素養來領導君主派，君主派的分裂有利于現政權的敵人，這對西班牙來說是最有害不過的。”

佛朗哥深懼西班牙近代史上的慘烈過程再次重演，從而力排共和政體，堅決反對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這并不是——至少不僅僅是——他個人專權的借口，他選擇君主立憲制作為西班牙未來的政體，以及對卡洛斯王子二十多年的精心培養是深思熟慮的，絕非權宜的獨裁遮羞布。深思熟慮因而高瞻遠矚，使得西班牙在他去世之后的短暫動蕩中能有一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國家領袖——國王，從而避免了重蹈40年前分裂與戰亂的覆轍。

正是經過了佛朗哥二十多年的精心培育，西班牙才有了一位在佛朗哥去世后就立刻推動民主轉型的國王，其意志之堅決，可謂全無猶豫，而同時，才能的培育，使得他有識人選賢的慧眼。沒有卡洛斯國王，也就不可能有蘇亞雷斯首相。據說，佛朗哥臨終給卡洛斯王子的遺言是“讓西班牙團結”，而卡洛斯也洞察此話的深刻用意，佛朗哥的去世使得轉型具備了時機。轉型過程中，一旦出現難啃的硬骨頭，卡洛斯國王都會出手加持，舉凡軍方的穩定問題、加泰羅尼亞自治問題，以及共產黨合法化問題，卡洛斯國王發揮的作用都是極其關鍵的，尤其是在1981年2月23日的特赫羅軍事政變中，卡洛斯國王置個人安危于度外，終于度過這一可能導致民主轉型流產的危機時刻。

蘇亞雷斯：舊體制中改革派是如何脫穎而出的？

普雷斯頓說，“對國王來說，蘇亞雷斯意味著這樣一個人：他是一位‘運動’的忠誠戰士，但卻將利用‘運動’的體系反對‘運動’本身，這會成為推動改革的開始。”43歲的阿道弗·蘇亞雷斯曾出任國家電視臺臺長和廣播臺臺長，并且是佛朗哥“民族運動”的副秘書長。從政履歷上的佛朗哥主義烙印讓保守派歡欣鼓舞，將他視為自己人。事后表明，這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保守派的過度戒備。由于年輕、資歷太淺，蘇亞雷斯的組閣顯得勉為其難，但組閣后立刻就投入了民主化轉型大業，他通知新內閣，改革將以速度為基礎，并且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承諾將在1977年6月30日前就改革舉行公民投票并且進行大選。

時間非常緊迫，蘇亞雷斯政府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件可能是西班牙百年歷史中最重大的行動。蘇亞雷斯具備兩項杰出的才能，是轉型所必不可少的。一是他管理媒體起家，有著杰出的電視演說才能，這讓他能夠通過電視演講獲得民心，讓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成為他的民意后盾；二是他極善于談判與溝通，在極其復雜和艱難的環境下與人達成合作結果，除了不可馴服的巴斯克地區，他依靠這一能力讓幾乎所有反對派支持改革。民主轉型的過程充分驗證了他這兩項才能的重要價值。

即使有國王撐腰，蘇亞雷斯也是面臨多方位的改革障礙。他既要面對老長槍黨人以及其他佛朗哥死忠黨羽的堡壘派勢力，也要面對保守的軍方，還要面對在民間蟄伏多年但目前已風起云涌的工人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主義勢力，還要面對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的自治力量，其中尤以持續制造恐怖主義襲擊的埃塔最讓人頭疼。

1976年的整個八月份，蘇亞雷斯政府都在與包括工人社會黨黨魁岡薩雷斯在內的反對派領袖們會談，蘇亞雷斯與他們建立了融洽的私人關系。工人社會黨最后調整了之前發動人民徹底推翻佛朗哥體系的理想，表示支持立憲改革；通過間接的渠道，蘇亞雷斯與共產黨領袖卡里略開始接觸，并且最終達成了改革共識，承諾讓共產黨合法化的同時，要求共產黨修改黨章，使之更和平，這一成果雖然一度讓堡壘派和軍方暴跳如雷，但它確保了蘇亞雷斯和平改革的計劃。

蘇亞雷斯，來自：維基百科

作為一個技術嫻熟的家，蘇亞雷斯也并不是只會打太極拳，在面對軍方強勢阻撓改革之際，蘇亞雷斯當機立斷，逼迫國防部長德.圣地亞哥將軍辭職，而換上支持改革的梅利亞多將軍。這一行動公然與堡壘派決裂，觸怒軍方，風險很高，但蘇亞雷斯政府拖不起時間，如此干脆利落地楔入軍隊進行軍改，一旦成功，軍隊也就能成為改革最重要的護航使者。后續的系列事件證明，這一行動犯險但正確。

所有改革的障礙都不好對付，但蘇亞雷斯團隊基本上都克服了，蘇亞雷斯的個人魅力、親和力、低姿態，尤其是善于私下會談，包括在外界看來并不那么光彩的現實交易，都發揮了極大效用。蘇亞雷斯與最大的民間左翼勢力工人社會黨的黨魁岡薩雷斯達成改革共識，他與卡里略的會談，使得共產黨進行了自我改造、贊成君主立憲制，匯入改革洪流，雖然這個問題拖到1977年才解決；并且解決了右翼和軍方的障礙。但是，即使以蘇亞雷斯如此杰出并且獲得成功的談判與合作能力，他也未能完全解決巴斯克問題，以至于被普雷斯頓視為蘇亞雷斯過渡執政期間的“最大污點”但這一評價未必是中肯的，因為巴斯克問題的解決在當時的局勢下，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幾乎都不存在，蘇亞雷斯政府不但沒有解決這一問題所需要的時間，也沒有其他的必備條件。

1976年11月18日，西班牙議會以425：15：13的絕對優勢通過了改革法案，12月15日，改革法提交全民公決，78%的選民參加了公投，并再次以94.2%的壓倒性優勢通過。

從7月3日蘇亞雷斯被任命為首相到12月15日，僅僅不到五個半月的時間里，蘇亞雷斯政府以及除了巴斯克地區和共產黨之外的各方力量就獲得了基本的聯合，不能不說轉型的效率神速。雖然保守派和在野勢力的合作當然非常重要，但沒有蘇亞雷斯的個人作用及其內閣，這一成就是不可能實現的。

反對派：理性和克制是如何在一個動蕩國家中成為共識的？

行情 | BTC再次跌下10100美元:火幣全球站數據顯示，BTC再次跌下10100美元，最低跌至10074.5美元，現報10095美元，日內跌幅達到3.99%。行情波動較大，請做好風險控制。[2019/8/15]

普雷斯頓說，“然而在1976年夏季，流血的對抗似乎依然是可能發生的。沖突并未發生，應該歸功于阿道弗·蘇亞雷斯及其顧問團的技巧和胡安·卡洛斯國王的勇氣和決心，尤其應該歸功于費利佩·岡薩雷斯、圣地亞哥·卡里略和其他反對派領袖的理性與克制。”正如普雷斯頓對佛朗哥培養卡洛斯國王極少的給予了贊辭，也許是出于同樣的意識形態偏見，普雷斯頓也過分拔高了西班牙轉型過程中反對派的作用。畢竟這是朝野互動的結果，并非反對派一枝獨秀的美德。

即便如此，在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各個反對派的領袖及其成員們，總體上確實保持了理性與克制。罷工、學生運動，甚至爆炸、暗殺等恐怖襲擊活動一直都此起彼伏，并且面對這些問題時政府行為也常常行止失措，舊體制下的暴虐時時復萌，反對派還是保持了很大限度的克制。

岡薩雷斯及其工人社會黨是在野力量中最早看清大勢，積極參與到民主化和平轉型過程中來的，一旦確定了合作之后，工人社會黨就開始了自身的改造與建設工作。當12月15日改革法案公投日即將到來之際，由于共產黨當時還沒有合法化，未能獲得改革的入場券，工人社會黨是否應當與共產黨共進退就變得十分微妙——共產黨原本是從工人社會黨中分離出來的，當時大勢下，工人社會黨無論是否參加公投，公投都會通過，這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抵制，必將自外于改革參與者之列，被邊緣化，甚至其傳統勢力被別的政黨比如人民社會黨之類取代，因此，工人社會黨最后只有保持沉默，選擇了與政府的合作。

岡薩雷斯，來自：維基百科

蘇亞雷斯曾經聲稱，按照共產黨目前的黨章，他們絕不可能合法化。這是他向軍方的承諾，而這一承諾顯然埋了伏筆，即共產黨如果改變了黨章就可以合法化。所以，蘇亞雷斯兌現諾言，允許共產黨合法化是以其修改黨章為前提的，堡壘派和軍方暴跳如雷，大罵蘇亞雷斯是騙子，蘇亞雷斯終生不接受這一譴責。普雷斯頓認為蘇亞雷斯是詭辯，這是不公正的，放棄暴力顛覆政權這樣的黨章修改，是對共產黨性質的改造，共產黨因此從一個暴力革命黨轉變為和平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以此為根據允許其合法化當然是一項民主之舉。共產黨的克制和理性并不僅限于此，在公投日臨近的左右派互相暴力廝殺之際，卡里略及其共產黨一改以前針鋒相對的傳統，呼吁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靜。共產黨在受害者葬禮上組織了規模極大的默哀活動，這一明智之舉，既顯示了共產黨的組織紀律性又顯示了其高超的德性，適時地打消了人民的顧慮，掃清了共產黨合法化的最后障礙。

在解決加泰羅尼亞問題的過程中，最初，蘇亞雷斯犯了思慮不周的錯誤。77歲高齡的流亡政府主席、加泰羅尼亞的精神領袖塔利德利亞斯，愿意與蘇亞雷斯政府談判，同時他提出如果回到巴塞羅那，歡迎儀式上要檢閱加泰羅尼亞的武裝衛隊，但蘇亞雷斯沒有同意，據說是他沒有明白這一要求的意義，導致他喪失了寶貴的時間。即使如此，當1977年7月，塔利德利亞斯來到馬德里與蘇亞雷斯談判時，蘇亞雷斯爽快地承諾加泰羅尼亞將重獲1932年已經獲得的自治地位，而塔利德利亞斯也承諾加泰羅尼亞將忠于西班牙王國，承認國家統一，尊重西班牙軍隊。

直到最后，唯一沒有解決的難題只剩下巴斯克地區，巴斯克地區的獨立運動不像加泰羅尼亞那樣有著比較統一的組織，而是散亂無章，內部四分五裂，既有巴斯克民族主義黨這樣較為理性的組織，也有激進的埃塔，甚至埃塔也有兩個，一個是溫和一些的埃塔-軍事，一個是埃塔-軍事，后者就是世界聞名的暴恐組織。與政府的理性談判不但無法得到本地區其他勢力的支持，還會遭到暴力干擾，所以巴斯克地區的自治問題沒有能夠像加泰羅尼亞那樣順利解決。埃塔-軍事暴恐對改革的障礙，這一硬疙瘩直到1998年10月才宣告放棄暴力，但14個月之后，埃塔繼續制造暴恐事件，殺害馬德里的政府官員、以及巴斯克社會主義黨的代表及其警衛。埃塔-軍事至此逐漸喪失民意支持，成為人們一致譴責和反對的純粹暴恐組織。

保羅·普雷斯頓，來自：維基百科

從轉型過程中的上述談判與合作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經過內戰后的36年佛朗哥時代，70年代晚期的西班牙朝野各派在上已經日漸理智和成熟。雖然觀點相互對立的少數極端人士依然時常付諸血腥慘烈的暴力對峙，但總體上，人們對暴力至少已經越來越謹慎和節制，人們更看重談判、有原則的相互妥協、合作這些能夠帶來共贏的手段，而這些手段的背后無不彰顯理性與克制的德性。

正是因為有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位堅持民主方向前提下善于操作的政府首腦蘇亞雷斯，以及具備理性與克制能力的在野力量，西班牙民主轉型才獲得了非凡的成就。已故著名學家亨廷頓在《第三波》一書中，簡明扼要地全面概括了西班牙民主轉型成功的經典過程：

“胡安·卡洛斯和蘇亞雷斯領導的政府控制了轉型的過程，但是政府和反對派也搞了一場‘妥協的’，以便在制憲會議中達成協議，協議的內容涉及新民主體制的憲法框架和就1977年11月所簽訂的蒙科洛協議達到一致。在這一協定中所有相關的政黨，包括社會黨和共產黨都同意一項全面的經濟綱領，其中包括限制工資、貨幣貶值、金融政策、增加公共投資、限制社會保障、稅收改革、工會活動、管理國有企業和其他事項等等。”

政府、司法、軍隊、宗教、媒體，都為西班牙成功的轉型做了什么？

在制度史上，被經濟學家諾思稱為“路徑依賴”的歷史慣性在專制轉向民主的時刻，常常成為轉型事故的主要原因。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開始，直到現在，世界各國從專制政體轉向民主政體的過程，都深受舊制度的糾纏和困擾。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民主轉型十分慘烈，極左政策導致內戰，內戰導致近40年的佛朗哥極右翼高壓專制統治，但1975年開啟的民主轉型進程，最終脫離了專制的帝心引力，走向鞏固的民主。

西班牙的這一轉型成果因其耀眼的光芒，得到世人廣泛稱許和深入的研究。普雷斯頓的《民主的勝利》詳細敘述了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過程，其所摹寫的這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給后人提供了比較清晰的時代鏡頭，但并未提取轉型本身的關鍵性要素進行具有理論深度的探討。因此，正如前文已經述及的，普雷斯頓并沒有重視佛朗哥培養胡安·卡洛斯國王深遠的意義，而僅僅停留在探討其對自身權力穩定的價值。另外，除了分析各派力量在轉型過程中的作用之外，普雷斯頓也沒有能從佛朗哥政權已有的制度結構中尋找更具穩定價值的要素，比如司法權在轉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從專制政體轉向民主政體，除了需要一定的觀念條件、經濟條件，比如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十分強調的經濟發展帶來的中產階級崛起，還需要與觀念條件相匹配的技術操作能力。法國大革命并沒有讓法國迅速進入一個穩定的共和國，而是混亂的秩序與反復易變的國體、甚至國際戰爭，因此，在大革命之后的80年里，法國生產了14部憲法，政局極度動蕩，社會時常失序。究其原因，總其教訓，都是因為轉型的列車在歷史彎道上轉彎過急過猛，從而導致脫軌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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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的條件其實十分苛刻，它需要人民自覺的自由意識與自由聯合意識，松散型的聯合特別考驗領袖的德性。共和國中，迄今各方面運行得最好的依然是美國，但這是如白哲特《英國憲法》里解釋過的，那是因為美國人“酷愛法律”，即其殖民地時代打下的堅固的法治基礎。而在專制后遺癥嚴重的國家，專制政體的解體，無法瞬間轉入共和民主制之自由人自由聯合狀態。參與行動者普遍缺乏自由平等和平妥協合作等良好公共習性，而是保留了大量專制時代養成的惡劣習性，比如獨裁、專制、等級、成王敗寇、殘忍好殺、不善妥協、不擅合作。一旦傳統君主被廢黜，就會出現各派勢力逐鹿問鼎、殘酷爭奪獨裁權力的甚至軍事動亂。這不但無法建立共和國，還會出現更嚴重的新專制。當年，托克維爾就曾準確地預言過這種情況，就是因為前文談及的專制時代及轉型期都缺乏良好的法治環境，無法培育準民主的文化土壤。法國如此，西班牙也如此，許多國家都發生過這些嚴重的事故。

從君主專制轉向共和民主很難一蹴而就，穩定的民主政體也取決于諸多時空要素以及經濟文化條件，共和國轉型，即使是那些相對成功的案例，通常也會伴隨較長時期的轉型痛苦。佛朗哥青睞君主立憲制，也是充分吸取了西班牙自身慘酷教訓的一個決定，絕非其故步自封。也許佛朗哥的政權是令人憎惡的，但佛朗哥確立君主立憲制的遠見卻是老成持重、深具智慧的。君主立憲國家中，君主能夠起到十分重要的穩定器作用，它既能夠以特定血緣為基礎的王室傳統為依據，防止一般強人的僭位，從而消除紛爭，又能夠因其在日常生活中不掌握政府實權而相對安全，還能夠在國家出現憲法危機時穩定局勢保衛憲法，發揮權力儲備的作用。尤其是如果君主本人潔身自好，還能夠成為社會的道德偶像以及國家和民族團結的象征，發揮國族凝聚力。至少在有君主傳統的國家，這是比共和國更容易實現的國體與政體。

佛朗哥對于自己政權的過渡性特征是有自知之明的，他這一有遠見的轉型預備使得他死后的西班牙盡可能避免了再次發生1931-1939年那樣的偽共和悲劇。除了培養未來的國王，佛朗哥政權還有一項重要的遠見，就是對獨立司法的暗中培育——這是未來轉型必備的法治環境樞軸。西班牙著名法學家和社會學家J.J.Toharia曾于1975年發表題為《威權政體中的司法獨立：以當代西班牙為例》的論文，得出結論認為，“總的來說，司法機構獨立于政府的控制。……西班牙的法官是獨立的，但他們是無能為力的。”J.J.Toharia也承認司法機構雖然在人事權上幾乎完全獨立，但在上依然受制于威權政府。然而這種受制主要局限于領域，正如司法機構的獨立主要也局限于私法領域以及無涉的刑事司法領域即便這是一種局限性很大、范圍有限的司法獨立，但其價值依然不可小覷。

來自：亞馬遜

可見，即便僅僅是局限于私法領域的司法，也能對社會的穩定發揮巨大作用，并且給予和平的反暴政力量合乎公義的保護。更何況在無涉的純粹刑事司法領域，相對獨立的司法也能夠盡可能保持公正。這樣的司法機構，雖然不能全面發揮其司法功能，在領域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與絕緣本身也是對司法本身的一種保護，以免在未來的政局中被惡性的斗爭撕裂。這一被漢密爾頓視為既沒有劍也沒有錢的權力，其唯一的權威就來自于公正，而公正產生于獨立。當一個社會各派勢力都卷入各種斗爭時，作為一種被動性權力，安靜而相對獨立的司法，至少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保護私產、相對有效地保護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防止社會全面失序，對過于激烈的社會運動起到降溫作用，從而成為轉型期的重要穩定力量。

佛朗哥在培養胡安·卡洛斯過程中，特別重視他在軍隊的服役，通過卡洛斯在三軍的服役，在軍隊中建立屬于國王個人的必要的威望，一旦軍隊介入內政紛爭甚至發動軍事政變，國王或許就能有效阻止。普雷斯頓詳細敘述了胡安·卡洛斯在擊潰1981年“2.23”特赫羅軍事政變中的重要作用。這正是佛朗哥遠見的成果。國王在軍隊中建立威望，目的不在于使用軍隊，而在于穩定地掌控軍隊，將其與內政隔離。這也是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權威與權力儲備，以應對突發的緊急事變。

此外，西班牙的傳統宗教即天主教的力量，也通過媒體對民主轉型發揮巨大作用；而其他的世俗媒體本身所起作用是好還是不好，也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因素。正如專事媒體經濟學研究的美國學者RichardMaxwell1994年出版的專著《民主的圖景：西班牙電視、民族主義和轉型》中所展示的，媒體在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居功厥偉，是社會變遷過程中特別重要的推進器兼穩定閥。西班牙歷史學家JavierTusell也在其2007年出版的《西班牙：從專制到民主，1939年至今》一書中也曾多次強調天主教團體通過公共媒體傳播民主的原則與精神，對和平轉型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他同時認為，與經濟的變化與媒體所起的作用息息相關。

佛朗哥的遠見、胡安·卡洛斯國王的堅定推動、首相蘇亞雷斯的技巧、反對派的理性與克制、相對獨立的司法所營造的穩定社會、適度開放的媒體、具有民主精神的宗教團體等，所有這些都不是可有可無的。正是這一切才組裝起了一列裝備精良、性能良好的西班牙民主轉型高速列車，才能成功地擺脫專制后遺癥下帝心引力的糾纏與干擾，順利通過洶涌湍急的歷史峽口，進入民主政體的開闊海面，直至今日。

40年前西班牙這場成功的轉型，可以給后來者什么啟示？

自18世紀以來，西方民主化浪潮一波接一波，在全球形成巨大的波紋，由于國情差異，各國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也不盡相同。二戰結束以來，民主越來越成為某種普遍的世界性理想，這一現象既產生了很好的普遍追求的效果，但不可否認，它也一定程度上帶來某些地方的大躍進。

不少國家與地區，在對民主歡欣鼓舞的同時，朝野各方并沒有對民主的文化基礎、經濟觀念、實操技術以及政體組織形式、轉型步驟與方法等進行深入了解與探研，行動魯莽滅裂、操切隨意，導致諸多不可控狀態，使民主政體無法建立，或者剛建立不久就崩潰，回到新一輪的專制政體，總之欲速則不達。

世界各國不少學家長期致力于研究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崩潰的案例，但正如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寧娜》那句著名的題語：“幸福的家庭幸福得相似，不幸的家庭不幸得相異。”各國民主轉型的成敗也類似。這些案例中有個顯著特征，即君主制轉向君主立憲，相比君主制轉向共和制，往往成功率更高，經歷的波折也會少一些。從世界各國轉型歷史來看，君主專制轉向民主共和制的轉型之路一旦開啟，往往會伴隨著極度的社會動蕩，重回專制泥淖也并不奇怪，甚至會走向最糟糕的極權國家，俄羅斯與德國都屬于這種情況。

有些國家發現君主專制轉向共和國不順利，于是想改道再走君主立憲，但這通常比較困難，甚至也并無必要，目前看來似乎也只有西班牙是最成功的，但這取決于諸多條件，不是每個國家都能辦到的。

蕭瀚，來自：YouTube

西班牙從君主專制走向共和國，失敗后回到威權，最后折回君主立憲，道路曲折，但結果異常成功。這一曲折的轉型路線本身并不值得效仿，其最后成功也不意味著君主立憲是唯一選擇，它只是對于西班牙來說，幾種可能性中成功率最高的方案，而且確實也成功了。這一成功案例中，以西班牙本國而論，君主立憲這一國體與政體的選擇固然是重要的，但作為一種經驗，更重要的還是轉型的具體路徑、審時度勢與恰到好處的步驟設計，以及具體的技術操作。

無論是胡安·卡洛斯國王，如普雷斯頓所言，“他是一位民主的國王，曾為維護憲法而將自身安危置之度外”，還是阿道弗·蘇亞雷斯，“擔綱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監督并完成了從佛朗哥主義的‘合法性’向民主過渡”，抑或其他力量，“所有的民主政黨同心協力，搭起了憲法的框架和地區自治的結構。”，最后才克服了“軍方的保守和極端民族主義青年的血腥陰謀——民主政權的兩大死敵擺出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礙……”才有“1982年10月28日的選舉中，民意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過渡結束了。真正的變革終將開始。”

一言以蔽之，佛朗哥給卡洛斯國王的臨終遺言“讓西班牙團結”，不只是一句噴著唾沫星子可有可無的口號，而是唯有高瞻遠矚的眼光、深謀遠慮的準備以及臨深履薄的操作完美結合才能獲得的艱難成果。

西班牙的民主轉型案例，是制度與社會良性變遷的巨大經驗寶藏，但愿今天的他們能夠再次從中找到解決加泰羅尼亞問題的方法。

推薦書單

1.《民主的勝利:西班牙變革的進程》

這本書講述的是西班牙從獨裁走向民主的曲折歷程。從佛朗哥政權的瓦解開始，到卡雷羅·布蘭科、阿里亞斯·納瓦羅登場，再到蘇亞雷斯和卡爾沃·索特洛時期，最后以三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作結：共產黨的合法化、1981年2月政變、1982年西班牙工人社會黨選舉，作者保羅·普雷斯頓爵士提供了理解西班牙社會變革的視角。在他看來，西班牙民主勝利的關鍵既在于有意愿達成妥協的西班牙新興民主階層，也有賴胡安·卡洛斯國王在1981年2月政變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保羅·普雷斯頓是倫敦經濟學院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他研究西班牙歷史長達三十多年，著述豐厚，包括《西班牙大屠殺》《西班牙內戰》《佛朗哥傳》《民主國王胡安·卡洛斯傳》等。

“回顧過去，脆弱的民主新政權幾乎每天都會遭遇它的雙生死敵的考驗：軍事政變和恐怖主義。這讓我開始對于自己究竟對這一過程有多少了解感到惶惑。與許多評論員一樣，我曾經相信，以舊政權中的進步力量和傳統的民主反對派勢力的共識為基礎形成的過渡過程，差不多可以像人們在心目中合情合理地希望的那樣穩定。西班牙的民主能夠在‘埃塔’每天制造的流血事件和經常發生的軍事政變企圖下存活，這在某種意義上就證實了以上信念。”他在書中寫道。

2.《佛朗哥私人談話錄》

這本書記錄了作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薩爾加多-阿勞霍1954—1971年間與佛朗哥私人之間的談話內容,反映了佛朗哥的思想，并記錄了許多西班牙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薩爾加多-阿勞霍是佛朗哥的堂兄，年長佛朗哥兩歲。他曾經做過堂弟佛朗哥的副官、元首秘書處、武官處的處長等職。1956年以后，他主要是主持佛朗哥軍機處的工作。1975年，薩爾加多-阿勞霍于馬德里逝世，享年85歲。

“他回答我說：‘一旦這樣做符合祖國利益時，胡安將會放棄王位繼承權。他的長子胡安·卡洛斯王子將準備進軍官總校；雖然他不參加考試，但是還是要求他有關數學方面的知識，打下一個基礎，然后才能在軍校繼續學習。’”他寫道。

3.《西班牙內戰:革命與反革命》

作者伯內特·博洛滕花了50多年寫作此書。全書共三卷，他向我們展現了西班牙內戰期間共和派陣營的全面景象，顛覆了對于這場戰爭的一般認識。

具體來說，博洛滕利用多年來廣泛搜集的原始資料開拓了兩大主題。首先，他深入而詳細地描述了由一九三六年七月的軍事叛亂所引發的群眾革命，讓人們看到這場革命戲劇性地改變了共和派控制區的結構，盡管共和派陣營的一些黨派煞費苦心地淡化其重要意義；革命委員會突然出現在無數個城鎮和鄉村，形成了主要由工人組織掌控管理的新的經濟結構和權力。

其次，他證明，為爭奪對左派陣營的控制權而進行的激烈斗爭使西班牙共產黨的力量不斷壯大，影響日增；他準確地記錄了共產黨人如何設法消滅或者兼并包括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持不同政見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黨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在內的左派對手；在蘇聯的威望和物質援助的支持下，共產黨人幾乎對公共生活的每個方面均取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控制權；作者又細致分析了這一時期的國際外交風云，從此角度論證了共產黨人崛起之因由。

博洛滕是西班牙內戰研究的著名學者。他出生于英國，早年不愿繼承父業，到地中海地區旅行；至巴塞羅那時，目睹西班牙內戰的爆發，以美國合眾社特約記者的身份報道戰爭真相；戰爭結束后，至墨西哥跟蹤采訪數年；1949年至美國定居，幾十年如一日搜集內戰史料，先后完成了《精心的偽裝》《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內戰》三部著作。

“實際上，處于困境中的以自由主義的左翼共和派領導人曼努埃爾·阿薩尼亞為總理的政府所采取的平息事態的各項措施沒有一項達到目的，因此，在損害公民自由的情況下，大選過后所宣布的警戒狀態月復一月地延長了下去，這是一種沒有戒嚴令那么嚴厲的安全警戒形式。曰復一日，周復一周，暴力和喧鬧的場面層出不窮：群眾集會和示威活動；縱火和破壞，包括焚燒教堂和教會學校；查封黨派和工會總部；沒收和試圖沒收財產；聚眾鬧事并與警察發生流血沖突；暗殺和反暗殺。”博洛滕寫道。

4.《西班牙內戰》

這本書描述了西班牙內戰錯綜復雜的緣起，西班牙共和國的崩潰，以及西歐歷史上唯一一場工人革命的爆發過程。作者斯坦利·佩恩不僅解釋了西班牙革命的特點、環環相扣的共和派政策，也檢視了佛朗哥反革命獨裁統治的形成和內戰的意義與影響。除此之外，他還從軍事史的角度分析了戰爭本身及其在軍事發展史中的地位，解釋了民主國家的不干涉政策，以及德國、意大利和蘇聯干涉行動的作用，總結了內戰對歐洲事務的影響，并從比較學的視角將其置入20世紀革命內戰的畫卷之中。

和博洛滕一樣，斯坦利·佩恩也是西班牙現代史研究的權威。他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學等多所大學執教。著有《西班牙共和國的崩潰，1933—1936：內戰的緣起》、《佛朗哥和希特勒：西班牙、德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西班牙：獨特的歷史》、《歐洲內戰，1905—1949》等。

“西班牙內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10年間歐洲最重要的、軍事斗爭，它不僅分化了西班牙，也在全歐洲和美國引起了強烈反響。這場戰爭被人們賦予各種定義。左翼人士和許多自由主義者將它描述成‘法西斯主義對抗民主主義’‘人民對抗寡頭’‘革命對抗反革命’，甚至是‘未來對抗過去’。不同時期的右翼人士和保守派則稱其為‘基督徒對抗無神論者’‘西方文明對抗共產主義’‘西班牙對抗反西班牙’‘律法與秩序對抗顛覆破壞’的斗爭。上述種種標簽截然相反，但并非總是互不相容。西班牙內戰極其復雜且矛盾重重，因而這些標簽固然不盡準確，卻多多少少反映了部分真相。”他寫道。

5.《西班牙旅行筆記》

這是著名作家林達在西班牙的游記。面對西班牙既充滿異域風情而又絢麗多姿的歷史、藝術、人物和宮殿、教堂、城堡等文化精華，林達在描述其無與倫比的人文及藝術價值外，更把上千年來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故事，糅進漫游的行程，使帝王將相、戰火烽煙、山川景物，尤其是它走向現代國家的進程貫穿于全書，不但能讓讀者領略西班牙迷人的風貌，更能深入西班牙幽深的歷史，洞悉它深刻而富于啟示的社會演化過程。

“從1898開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尋國家富強之路，走過了一百年的坎坷。他們廢黜了國王，卻換來了國家混亂。他們從歐洲引進了各色思潮，卻導致民眾分裂。他們想走強國之路，卻在左右極端之間振蕩，他們想復制一場十月革命，卻復制了一場內戰災難，換來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獨裁統治。終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幾年時間，順利完成了體制的改革轉型。”林達在書中寫道。

6.Franco:APersonalandPoliticalBiography

這是前面提到《西班牙內戰》作者斯坦利·佩恩的又一本著作。它是一部關于佛朗哥的傳記，介紹了佛朗哥的一生，也解釋了為什么佛朗哥成為了一個獨裁者？他又是如何成功領導西班牙內戰的勝利來鞏固他的政權？等重要問題。

7.JuanCarlosofSpain:Self-MadeMonarch

毫無疑問，胡安·卡洛斯國王是西班牙民主轉型過程中極為關鍵的人物之一。這本傳記講述了他的早年生活，到成為繼承者，到推動民主化，再到成功建立君主立憲制等詳細經過。

作者CharlesPowell是個出生于1960年的歷史學家，畢業于牛津大學，專門研究西班牙的轉型問題。畢業后，他先在牛津大學任教。1997年，他搬到了西班牙生活和工作。他的最近一部作品是Elamigoamericano.EspaayEstadosUnidos:deladictaduraalademocracia，講述了1969—1989年間美國和西班牙關系的變化。而這一變化發生的重要因素就是西班牙成功完成了民主轉型。

8.JuanCarlos:SteeringSpainfromDictatorshiptoDemocracy

這本也是前面提到的《民主的勝利》作者保羅·普雷斯頓的又一本作品。

和JuanCarlosofSpain:Self-MadeMonarch一樣，它也是關于胡安·卡洛斯國王的傳記，兩本可對照著一起閱讀。

9.Spain:FromDictatorshiptoDemocracy

相比1987年出版的《民主的勝利》，這是比較新的一本關于西班牙轉型的專著，出版于2011年，涵蓋了2004年發生的馬德里爆炸案等新近重要事件。

這本書的作者JavierTusell不僅是一個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還從過政，當過議員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畫家畢卡索的名作《格爾尼卡》正是在JavierTusell等人的努力談判下，才從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重返西班牙。

10.FromDictatorshiptoDemocracy：SpanishReportage

這是一本按照時間順序編排的關于西班牙轉型前后的報道集。作者AnatolyKrasikov是俄羅斯人，出生于1931年，曾是俄羅斯塔斯社記者。

11.SymbolandRitualintheNewSpain:TheTransitiontoDemocracyafterFranco

這本書研究了在后佛朗哥時代，文化在社會變遷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具體來說，它的象征和儀式如何塑造人們對于西班牙作為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認同？

作者LauraDesforEdles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社會學教授，著有CulturalSociologyinPractice等。

12.MakingDemocraticCitizensinSpain:CivilSocietyandthePopularOriginsoftheTransition,1960-78

無論是蕭瀚的文章，還是前面幾本書，都比較強調精英在國家轉型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MakingDemocraticCitizensinSpain這本書和下面的MakingDemocracyinSpain，則主要從公民社會角度探討西班牙的轉型是如何發生的。

PamelaBethRadcliff認為，1960到1978年間，西班牙的公民社會給威權政體帶來了壓力，促其崩潰和轉型，也為后來民主社會的鞏固殿下了基礎。

PamelaBethRadcliff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之前出版過好幾部關于西班牙的作品，包括FromMobilizationtoCivilWar:ThePoliticsofPolarizationintheSpanishCityofGijon,1900-1937、ContestingSpanishWomanhood,acollectionofscholarlyessaysco-editedwithVictoriaEnders

13.MakingDemocracyinSpain：Grass-RootsStruggleintheSouth,1955-1975

這本書講述了1955到1975這20年間，從社會運動角度考察，公民社會的抗爭怎樣為最后西班牙民主的勝利做出了貢獻。比如在當時的社會和經濟要求之下，普通公民采用了什么樣的個人網絡和策略參與抗爭？等等。

作者JoeFoweraker是牛津大學的教授，他過去的很多著作都是關于拉丁美洲的公民權利和社會動員等方面的研究，最近則主要從事民主化的比較研究。著有PopularMobilizationinMexico:TheTeachers'Movement1977-87TheStruggleforLand:APoliticalEconomyofthePioneerFrontierinBrazilfrom1930tothePresentDayCitizenshipRightsandSocialMovements:AComparativeandStatisticalAnalysisTheorizingSocialMovements等

14.TheSpectacleofDemocracy:SpanishTelevision,Nationalism,andPoliticalTransition

最后一本書的切口比較小，試圖探討媒體在西班牙的轉型過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者RichardMaxwell認為，在塑造民族主義和認同的過程中，媒體施加了重大影響。他現在是西北大學廣播影視研究的副教授。

這是國家轉型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請點擊下劃線閱讀《100本書，20個國家的故事，十幾個學者，幫我們了解國家的轉型：東歐篇》。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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