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A:芯片背后：虛假的恐慌與實在的預算

中興事件引發了一場關于芯片的大討論，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近日，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清華大學CIDEG主辦的2018學術年會上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芯片產業”是危險的。

支持全力搞芯片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經過這幾天的輿論轟炸，一個街頭小兒都可以朗朗上口的告訴你，為了產業供應安全，為了國家安全，為了中國走上高端產業鏈，賺取高附加值。但是，這些說法真的沒有問題嗎？

虛假的恐慌

這一次中興事件，很多人說，芯片上被“卡脖子”，產業不安全。實際上，恰好相反，這一次事件證明了商業芯片的供應是安全的、有保障的。

美國不明白中興事件背后的復雜性、性嗎？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仍然只制裁中興，沒有涉及其他廠商。這是因為美國在短期內全面斷供芯片，不光是對美國經濟，也是對全球經濟的毀滅性打擊，在上并不可行。

如果把當下建立在信息產業基礎上的全球經濟看做一個生態的話，那么，在這個生態中，食物鏈頂端的生物，力量龐大，但食物鏈底層的植物、細菌，沒有它們，這樣的生態也會立刻遭到滅頂之災。

英特爾開始交付ASIC定制芯片，Argo、GRIID、HIVE為首批客戶:6月30日消息，英特爾旗下AXG定制計算團隊的執行副總裁Raja Koduri宣布，英特爾今日已開始交付專用于挖礦的定制芯片Intel Blockscale ASIC，Argo、GRIID、HIVE等加密貨幣礦企為首批客戶。

此前在四月初，英特爾曾宣布全新的挖礦定制芯片Intel Blockscale ASIC將在今年第三季度發貨。該芯片將支持580 GH/s的算力和26 J/TH的功率。[2022/6/30 1:40:37]

實際上，全球化深度加深以后，制裁的范圍從國家縮小到公司甚至個人，一方面，這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制裁可以精準打擊，另一方面，也是全球化程度加深之后，投鼠忌器所致。這不正是所謂的“我就喜歡你看不慣，還必須和我們一起建設社會主義的樣子”嗎？

所以，比較優勢導向下的國際分工相互綁定，提供了一種穩定機制。所謂卡脖子、芯片封鎖中國、中國產業安全受威脅、屈辱，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誤會。一開始，這種誤會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后面，誤會某種程度上被煽風點火，利用了。

臺積電對礦機芯片祭出“限縮令”，礦機廠商或受影響:3月4日消息，由于比特幣礦機、顯卡似乎陷入缺貨。臺積電內部認為這樣暴漲暴跌且不具預測性的客戶與生意模式，不會是公司欲支持的核心客戶族群，加上今年晶圓代工產能極度吃緊，臺積電開始對挖礦芯片供應商祭出產能“限縮令”。不過也又傳出為應對臺積電“限縮令”比特大陸已做出緊急解決方案，提出一個非常漂亮價格，包下高端制程產能，但也附帶“排他條款”，該條款不是要臺積電完全不支持其他礦機業者，而是比特大陸已經包下臺積電能分配給虛擬貨幣挖礦芯片供應商多數產能，其他供應商的配給量因此被排擠。除比特大陸之外，傳出每一家礦機廠可能只分得到幾十片，最多百片的晶圓產能。[2021/3/4 18:14:45]

長期上看，國際分工為資本帶來了更多利潤，這驅動了全球化，形成生態依賴。特朗普也只是想蘋果回美國建廠，也沒想過違背資本意愿，把整個手機生產體系都搬回美國。全球化的利益模式根深蒂固，出于目的的封鎖芯片，以毀掉中國手機、電子產業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所以，自己搞芯片，不管是短期與長期，從產業安全的角度，并不存在急迫的需求。至于國防用途的芯片，根據相關報道，中國大部分的軍用電子元器件自給率已經接近80%。而對民用消費來說，即便現在正在與美國處于戰爭狀態的國家，也能買到蘋果手機與電腦。

報告：三大礦機制造商已將長期關注點轉向AI芯片:分析公司TokenInsight的一份報告顯示，不斷變化的市場動態已促使三大比特幣礦機制造商比特大陸、億邦國際和嘉楠耘智將長期關注的焦點從礦機轉移到人工智能芯片上。主要原因是產量穩定性和挖礦缺乏利潤，而人工智能行業前景光明，有望進一步發展。芯片研發是礦機制造商的核心競爭力。據另一份報告顯示，該行業每年的收入高達數十億美元，僅比特大陸一家公司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收入就超過了3億美元。（Decrypt）[2020/8/19]

當然，長期不能僅僅立足于安全。目前，全球54%的芯片都出口到中國，每年芯片進口達2000多億美元，超過了石油和大宗商品，是中國的第一大進口商品。所以很多人希望政府大力投入搞芯片，往產業鏈高端走，到國際市場上去賺錢。這種愿望是美好的，但希望依靠政府投資驅動，短期內趕超，卻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政府能做好風投嗎？

從賺錢角度，市場自然會選擇最佳的途徑和時機。芯片不是不計成本的國家工程，而是需要批量生產，面對競爭的市場行為，這就需要整個產業鏈的積累，并非一夕之功。很多人批評當年下馬“運十”，并以現在的大飛機為反證的例子，殊不知，幾十年過去，中國的制造業已今非昔比。

現場 | 浙江半導體協會會長：7nm芯片可減低60%的功耗與70%的核心體積:金色財經現場報道，2018年8月8日嘉楠耘智在杭州召開“用芯鏈未來”全球7納米芯片成功量產新聞發布會上，浙江半導體協會會長陳光磊表示，今年7月嘉楠耘智與臺積電合作，首次實現了7nm芯片的品質量產，而蘋果7nm芯片要等到8月份才能量產，高通要9月-10月份，華為預計在第四季度。同時陳光磊還表示7nm芯片功耗下降60%，核心體積下降70%，運算速度可全面提升，具有小型化、低功耗、高可靠、高安全等特點。[2018/8/8]

就在這幾天，倪光南院士當年的助手，參與了方舟CPU、永中Office、NC瘦客戶機和Linux操作系統的工作的梁寧女士的文章刷屏。她的結論是，政府機構太害怕失敗，所以無法搞出芯片。她給出的辦法是，“國家出錢，投種子，一年往市場里撒1000億，連撒5年錢。允許大面積失敗”。

然而，市場創新表面上看起來是由失敗堆積出來的，但本質上，絕不是源于“允許”失敗，恰好相反，是每一個人竭盡全力避免失敗，但為了賺錢又不得不去嘗試，承擔失敗的風險。共享單車燒的每一分錢，背后都是害怕失敗的投資人，而不是允許失敗的官員。

對芯片制造商而言數字貨幣市場不再重要:英偉達跌幅擴大至7.7%，使得最近三個交易日跌幅超過10%，意味著股價在上周五（11月23日）創收盤紀錄高位216.96美元之后，遭遇2016年2月8日以來最大的連續三個交易日拋售。此前，瑞穗銀行警告稱，對眾多芯片制造商而言，數字貨幣市場的意義恐怕不再那么重要。[2017/11/30]

一家風投，當然會遭遇失敗，但絕對不會到市場上隨意去投兩家，而要做盡調、訪談、市場分析、行業研究等等。因為要對股東的錢負責，對自己的錢負責。這種負責會落實在具體的激勵機制上，甚至要求決策人跟投。

如果官員做起了風投的事情，必然要有風投的考核方式，也必然要有風投的激勵機制，與此同時，也需要切斷權力來源，以免官員用權力來促進自己所投項目的虛假繁榮。那么這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官員嗎？

采取官辦風投，允許失敗，只會產生大面積的注定的失敗。以新能源車補貼為例，93家汽車企業有72家均涉騙補，金額高達92.7億元，這么大規模長期的騙取補貼，最后，居然無一刑事責任。

所以，政府害怕失敗的特性是不可改變的，因為這是政府之所以是政府，而不是市場的本質特征。既然如此，那就讓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

獲得國際市場的前提是什么？

中國進口的芯片，大多數都是制成成品后出口的。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龐大的國際市場來消化芯片，消化自己的產能，搞自己的芯片賺錢，也是基于這個龐大的市場。不過，獲得這個市場有很多國際通行的前提條件。

比如市場原則；比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態互相依賴；比如遵循約定；那么，當中國以非市場的方式，全力投資芯片，把產業鏈全都集中在國內，在當下國際貿易緊張的氛圍下，反而會引發反彈，導致國際市場縮小。在最最極端的情況，如果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全面對抗，那么，芯片斷供與國際市場關閉，對中國的影響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所謂自主芯片賺錢的前提也就不復存在。

這一次中興被制裁，中國沒有打算報復蘋果，正是因為蘋果的供應鏈、蘋果軟件開發者、蘋果云都在國內。反過來說，如果真的有一個手機生產體系，全是自主化的，這樣的手機，最容易成為狙擊的目標，只能在國內銷售。

在這些前提之下，是更深層的條件。中國的芯片產業，存在客觀的制度障礙。撇開商業試錯、在幾十年形成的生態之中，形成一個新的生態的困難不談，最簡單的一個理由，你可以問問你自己，你相信聊天軟件里的信息政府看不得到嗎？這些問題美國當然也有，但肯定有程度之分。一個中國人都明白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明白。所以，中國的信息產業，不管軟硬，走出去會面臨很大的障礙。

實際上，以上所有已不是預言，而是事實。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所有的前提條件，都是事先定好的，而對此的種種不滿，明面上指向美國，實際上指的是世界。這不是中國與美國的關系，而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所以，巨額補貼不僅效率存疑，更可能由于非市場化方式招致反彈，并不能幫助中國企業去國際上賺錢，反而會幫倒忙。

情懷與補貼

熱烈的輿論，最終指向的都是國家財政補貼。

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業內人士，這中間，有真誠的情懷。科學家、理工科知識分子往往都有這種情懷。隨著社會化分工與科學的進步，科學涉及到的資金越來越多，需要國家提供巨額支持，某種程度上，這使得理工科知識分子更加傾向國家主義，呼喚國家投資。

不過，還有很多情懷背后，是對補貼的貪婪。面對任何“為了國家利益”的話語，都要把國家這個詞拆分為更多、更細、更具體的概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看清被國家二字所掩蓋的事實與真相。國家去高端產業賺錢，這句話并不精確，實際上，不是國家，而是芯片行業、行業精英賺到更多的錢，而老百姓為此做前期的風險投資。

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市場中的企業家一般不會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而基于財政預算的，則會顯示出家國情懷，甚至通過公關定位，給自己加上意識形態色彩。這相當于在意識形態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無論哪種情懷都忽略了出錢的主體：老百姓。

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除了熱血沸騰的情懷，在現代意義下，這個話的意思是說，國家的任何決策，公民都必須承擔起代價。國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兒子或者孫子，國家要投資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塊的稅，或者少200塊的醫療。當然，這個數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錢的地方卻不只這一項，教育、醫療、國防、基礎設施建設、扶貧、舊房改造。

1970年，贊比亞修女MaryJucunda給NASA的ErnstStuhlinger博士寫了一封信，信中修女問：目前地球上還有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飯，他怎么能舍得為遠在火星的項目花費數十億美元？Ernst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來被命名為《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釋。

一艘火星飛船能讓多少孩子吃飽，一塊芯片能救多少個白血病孩子，這樣的問題，應該問，必須問。正是這樣的問題，才能遏制國家主義、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懷。然而，一個美國人能為自己國家的預算向一個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釋，但現在，情懷似乎要壓倒一切。

這種情緒化的輿論推動的公共預算，并不是國家之福。少數人喊出的國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壓倒科學、審慎的多方討論與權衡。更何況，正如前面所說，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虛夸大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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