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胡繼曄：深圳先行研究數字貨幣可以加速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互融合

深圳獲準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發展轉折點or落地新機會，于8月23日在金色財經社群進行直播，jinse.comVP、CoinTimeCOO佟揚對話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位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繼曄。

胡繼曄，現任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位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工學學士，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法學碩士，中國社科院國民經濟學博士。2010-2011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英國牛津大學法學院、商學院訪問學者，2019年美國杜克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胡繼曄：謝謝邀請。

佟揚：第一個問題是：國家對深圳提出了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的要求，這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和深圳數字經濟的發展將帶來怎樣的影響？

胡繼曄：關于數字經濟的話題，需要從6.29日習總在大阪的講話談起。

習近平在2019大阪G20數字經濟特別會議中指出：數字經濟發展日新月異，深刻重塑世界經濟和人類社會面貌，要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要共同完善數據治理規則，確保數據的安全有序利用。

再加上最近中央對深圳的重大決策，我認為深圳在數字經濟領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

我最早1992年去過深圳，到現在27年了，期間多次去出差，最近一次是5月份，感覺深圳的發展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真正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深圳的數字經濟、互聯網的發展以騰訊為代表，取得了長足進步。

目前以互聯網、大數據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融入到國內經濟社會各領域，正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伴隨我國數字經濟的崛起，以區塊鏈、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動通信、物聯網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加速突破應用，為我國經濟轉型帶來新的挑戰與機遇。隨著信息互聯網時代信息的數字化的進程接近尾聲，傳統互聯網商業模式存在的主要日益凸現，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中國政法大學胡繼曄：區塊鏈有助于解決食品行業的信任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繼曄在中國食品產業與數字經濟高峰論壇上表示，區塊鏈有助于解決食品行業的信任問題。不是說區塊鏈上的數據不能造假，而是造假的成本非常高，高到幾乎沒有人能夠造假。區塊鏈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其在鑒別食品真偽方面能發揮巨大的作用。（新浪財經）[2020/10/18]

一是互聯網商業受制約于電商平臺信息孤島，削弱實體制造業商品流通主導權。

當前，企業產品線上銷售，總是繞不開壟斷產品與消費信息的電商巨頭平臺。海量的產品與消費數據掌握在這些電商中介巨頭手里。供應廠商在電商平臺銷售的數據、信用記錄，以及消費者購物行為信息，被封裝在淘寶中心化的大數據庫里。當商家想從一家電商平臺轉戰去另一家商城做生意時。但由于商業壁壘，原電商平臺不可能把自己賴以牟利的數據資源平白交付給另一家電商。同樣新電商平臺也不會接受難以考證真偽的外部信息作為自己商城經營的依據。廠商與消費者積累的大量數據無法平移。只能完全依附于各個電商平臺，而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一家電商轉戰到另一家，積累的一切數據只能清零。信息互聯網時代實體制造業在電商巨頭面前并沒有太多話語權。

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發展，整個網絡正即將迎來由信息互聯向價值互聯演變的新機遇。區塊鏈技術，以其去信任化分布式記賬方式，實現了數據的不可篡改，保持了數據轉移過程中的一致性，可信性。為構建整個價值互聯網，提供難以替代的技術支撐。

如何借助由區塊鏈底層技術所構建的價值互聯網，加速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互融合。如何改變網絡信息被分割現狀，打破互聯網中介信息孤島，解除制約商品價值流轉束縛，加速商品任意流轉，改變傳統電商平臺分割營銷模式，讓網絡間的相互協作更便捷。

金色相對論 | 胡繼曄：區塊鏈是互聯網的升級版:在今日舉行的金色相對論中，針對“為什么在這個時間段區塊鏈技術會得到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繼曄表示，我也給大家一個數據。去年9月份到11月份我在美國杜克大學做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在訪學期間，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當時聯合國貿發組織提出了2019年的數字經濟報告，報告說數字經濟革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改變著人類社會帶來的巨大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目前數字經濟主要由兩個超級大國主導，這兩個超級大國就是美國和中國。

那美國和中國為什么被稱為超級大國？因為在聯合國貿發組織認為，全球最大的七個數字平臺，美國占了五個，中國兩個。美國的五個是Amazon、Facebook、Twitter，Google以及微軟，中國兩個就是騰訊和阿里。而且中美兩國占了全球物聯網支出的50%和區塊鏈技術專利的75%，以及公共云計算市場的75%，還有數字平臺市值的90%，也就是說，中美兩國基本上在數字經濟領域已經處在超級大國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互聯網發源于美國，很多的根服務器都在美國。中美兩國因為已經進入了一個競爭時代，我們必須有自主的知識產權。在這種情況下，區塊鏈技術可能是對傳統的互聯網技術，從過去的互聯網的連到今天區塊鏈的鏈，它們是不同的，區塊鏈應該來說是互聯網的一個升級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占有先機，才有可能在未來和美國在數字經濟的競爭中至少不落后，兩個超級大國，這個在數字領域的兩兩強爭霸已經顯現出來。

可以總結一下，第一是中美兩國作為數字經濟的兩個超級大國，我們良性競爭的需要；第二是現實的需要，比如相關疫情，比如說我們經濟發展到了新的一個階段的需要；第三也是未來中國經濟繼續發展，繼續進步的一個需要。[2020/6/2]

因此，此次國家對深圳提出了打造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的要求，這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和深圳數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與傳統互聯網完全不同的機遇和挑戰。深圳完全可能再誕生一個或者幾個與騰訊比肩的數字經濟世界級的企業。

獨家 | 胡繼曄：EURO Chain的推出主要是平衡數據應用和隱私保護之間的關系:12月17日，歐洲中央銀行發布了一個基于POC（Proof-of-Concept，概念驗證）名為EURO Chain的項目。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繼曄對金色財經分析表示，歐洲央行推出的EURO chain與歐盟2018年5月25號通過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簡稱GDPR)的原則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意味著，EURO Chain的推出主要是為了保護客戶隱私，即平衡數據應用和隱私保護之間的關系。如何來平衡二者的關系，這是一個負責任的金融機構應該考慮的。

另外，胡繼曄表示，EURO chain的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Libra。近期，Libra對白皮書進行了修改，在引人注意的是刪除了分紅的條款。我們可以看到，Libra希望是向跨過跨境的金融服務機構來過渡。但是，歐洲央行一直明確反對Libra，在反對的同時也希望有自己的數字貨幣。

所以，歐洲央行推出EUROchain是面對Libra對其產生的沖擊而提出的應對之策。這也是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歐洲央行推出EUROchain是因為要對抗Libra。[2019/12/27]

佟揚：第二個問題是：請您從央行近幾年對數字貨幣研究的態度和進展談起，您認為此次中央在深圳試點數字貨幣研究是否預示著數字貨幣發展的春天？數字貨幣規模化落地還有多久？此外，這對加密資產的發展有哪些影響？

胡繼曄：我在中國政法大學一直講金融監管這門課，對數字金融最初就有一些疑惑：2014年的時候發現瑞波幣在實現跨國轉賬時可以繞過《反洗錢法》，就對數字貨幣本身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

聲音 | 政法大學胡繼曄：區塊鏈技術對于解決公證現有難題具有得天獨厚的“基因優勢”:據人民網消息，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繼曄在接受專訪時稱，區塊鏈技術本身并不神秘，區塊鏈最本質的特性就是保證數據的真實性和不可篡改性。他表示，區塊鏈技術對于解決公證現有難題，具有得天獨厚的“基因優勢”。公證書Hash加密，有效保障了公證文書的真實性；時間戳和不可篡改的特征有效保證了數字經濟交易中的跨地域、強時效的難題。胡繼曄教授接著表示，區塊鏈技術不光是電子文件結果上鏈，還包含了過程環節上鏈、用戶信息上鏈，因此它更加具有防篡改的特性。而且，區塊鏈技術的防篡改是建立在集體維護的基礎上，與密碼學不同的是，運用區塊鏈技術后，除非所有節點上都被改動，否則，單獨節點上的更改公證書毫無意義。[2019/5/10]

也是在同一年，央行已著手研究發行數字貨幣，至今已有5年。2017年1月，央行在深圳正式成立數字貨幣研究所；2018年9月，該研究所搭建了貿易金融區塊鏈平臺；截至2019年8月21日，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申請了設計數字貨幣的專利共74項。

就在前天，8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官方微信公眾號再次為數字貨幣發聲。其官微發布兩篇文章：《范一飛副行長：關于央行數字貨幣的幾點考慮》和《人民銀行支付司穆長春：中國央行數字貨幣采取雙層運營體系，注重M0替代》。同日，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發布文章稱，數字人民幣既不是虛擬貨幣，也不是電子錢包。

自今年8月份以來，法定數字貨幣頻頻在官方表態中露面：

8月2日，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電視會議上表示將加快推進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發步伐。

8月10日，央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穆長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呼之欲出”。

獨家 胡繼曄：區塊鏈改革需深思 不能只靠堵還要靠疏:全球很多國家的銀行都在探索區塊鏈技術，但也有一些金融機構并不打算接受它。對此北京市法學會互聯網金融法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金融系教授胡繼曄在接受金色財經采訪時指出，歐洲八大金融機構已經宣布將共同開發區塊鏈技術項目，旨在記錄金融權證的發行情況。此外，歐美各國對于ICO持審慎開放的態度，我國去年的9.4新政后全面暫停ICO，需要進行成本收益分析，不能光靠堵，還需要正確的疏導，至于如何改革需要認真考慮。

我們看到，金融企業在區塊鏈領域的探索中還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區塊鏈從業人員不知道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不知道該怎么做，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建立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的原因。

桑坦德銀行已經開始為客戶推出了基于Ripple區塊鏈技術的支付網絡，在胡繼曄看來，這更具創新性。他指出：“我在2015年Ripple幣價格三分錢時嘗試購入了一點，當時主要就是想：唯直接參與才能對新金融形態有更直觀的了解，也保持對區塊鏈金融的敏銳觸覺。未來我們要注重Ripple幣如何防范洗錢行為。”[2018/6/26]

8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提到支持在深圳開展數字貨幣研究等創新應用。

而擁有官方背景的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也在本月初發布招聘區塊鏈研發工程師和研究院的消息。

由此可見央行對數字貨幣研發的高度重視。

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定義是“基于國家信用、由央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國家是貨幣形式發行的最高權力。其次，央行數字貨幣有國家信用支撐，價格波動較小，并不會對本國金融體系的正常秩序產生影響，我個人的理解是：很類似于數字錢包，比如余額寶或者財付通。

此前央行副司長穆長春在伊春論壇的發言中表示，“對老百姓而言，基本的支付功能在電子支付和央行數字貨幣之間的界限相對模糊，但央行未來投放的央行數字貨幣在一些功能實現上與電子支付有很大區別。”

他說：“以往電子支付工具的資金轉移必須通過傳統銀行賬戶才能完成，而央行數字貨幣可脫離傳統銀行賬戶實現價值轉移，使交易環節對賬戶依賴程度大為降低。”也就是說，央行數字貨幣既可以像現金一樣流通，也可以實現可控匿名，這是不同于余額寶或者財付通的地方，因為余額寶或者財付通的所有支付無法做到匿名，在個人信息保護方面是不足的。

可以把央行數字貨幣視為M0的替代，這是因為M1，M2已實現電子化、數字化，而現有流通中的現金容易匿名偽造，電子支付工具又不能完全滿足用戶對匿名支付的需求。因此，央行數字貨幣注重M0的替代，能夠平衡用戶對便攜、匿名的需要及現鈔屬性和特征之間的關系。央行推出數字貨幣，既不是虛擬貨幣或電子錢包，也不是替換現有的人民幣體系，而是對流通現金具有一定替代性的全新加密電子貨幣體系。

深圳可能是央行發行數字貨幣最佳的試驗區，over。

佟揚：第三個問題是：如何看待國內外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態度差異？結合目前的發展狀況，國內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應重點在哪些方面發力？

胡繼曄：

監管首先要從數字貨幣的基本技術--分布式記賬來考慮。

分布式記賬技術是對復式記賬的一場革命。與復式記賬的同一交易被記兩筆或者兩筆以上的情況不同，在分布式記賬中被認可的交易信息將被確認形成區塊并記入所有參與者的“賬本”，區塊鏈上的每一個區塊都會被蓋上唯一的“時間戳”，該時間戳能夠證實特定數據必然存在于某個特定時間。在這種分布式記賬技術中，所有N個參與者記賬信息是完全相同的，篡改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比如在100人的微信群里有人發了只能10個人領的紅包，搶紅包的記錄在每個手機終端都是完全一樣的，“時間戳”記錄了這10個紅包被領取的準確時間和領取人，由于所有群友的終端都記錄了這個紅包的領取記錄，因而根本無人懷疑這個紅包的賬目是“假賬”。區塊鏈上發送比特幣的記錄也是如此，接收方可通過自己的私鑰接受比特幣，但在鏈上的所有人都記錄下了這筆交易，進而保證了同一筆交易的唯一性，即避免了雙重支付，如同紅包的數量設定為10個的話，無法領出第11個。分布式記賬確保了如果想要修改某個區塊內的交易信息即其中的一個“賬本”，就必須完成該區塊及其后續連接區塊的所有工作量，如同在所有群友的手機上修改紅包發放記錄，這種機制大幅提高了篡改信息的難度，使得“不做假賬”真正在技術上得以實現。

一些國際組織已經認識到數字貨幣的監管問題。

G20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在2017年提出的，鑒于金融技術的迅速發展，國際機構和國家當局應在其現有的風險評估和監管框架中考慮的金融科技問題，其中就包括數字貨幣的配置。

國際清算銀行支付結算體系委員會和國際證監會組織聯合發布了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考慮到分布式賬本技術將在根本上改變資產的維護和存儲方式，該原則包含以下六項內容：第一，降低復雜性；第二，提高端到端處理速度，從而提高資產和資金的可用性；第三，減少跨多個賬本管理基礎設施的協調工作；第四，提高交易記錄的透明度和不可篡改性；第五，通過分布式數據管理提高網絡彈性；第六，降低運營和金融風險。

FSB于2018年確認了加密數字資產是一種私人資產，具有數字化交易方式功能和特點。FSB意識到加密數字貨幣底層的分布式賬本技術可能在未來大有益處，在證券結算、資產登記、交易報告和普惠金融等方面有廣泛應用，同時警惕地監控著加密數字資產相關的潛在金融穩定風險：加密數字資產的匿名特性可能導致無法找到違反監管規則的責任主體，帶來洗錢、逃稅等問題的加重。鑒于很多加密數字資產平臺在本質上是跨國界的，這些問題通常都需要國際協調，也需要國際標準制定機構認真考慮。

今年4月，金融穩定委員會再次發布《加密資產監管機構名錄》。該名錄提供了處理加密資產問題的FSB成員國監管機構及相關國際監管機構的信息，包括25個國家或地區的監管機構以及7個國際組織。在該名錄中，FSB認為中國加密資產的機構包括網信辦、工信部、部、銀保監會、證監會以及中央銀行。

美國對于區塊鏈、虛擬貨幣、ICO的監管主要是在其《證券法》的框架之內的。2017年，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根據《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要求所有的ICO除非得到豁免，否則必須進行注冊。2018年，SEC發布《投資者公告：首次代幣發行》，確認代幣有可能成為證券，不論是以數字貨幣、代幣還是其他名義開展的違法違規行為，都要進行穿透分析。涉及“匯款”(法幣和加密貨幣)的所有服務都必須遵守AML和KYC標準。

2016年6月2日，歐洲證券和市場管理局(ESMA)發布《分布式賬簿技術應用評估》報告，討論在證券市場使用區塊鏈技術的可能性。歐盟各國監管機構普遍遵循“技術中立”原則，按照金融本質而不是技術形式實施監管，對屬于金融領域的業務活動實施“穿透定性”。2018年5月25日，關于個人數據信息保護的歐盟新一代制度規范《一般數據保護條例》全面施行。

歐洲央行還對數字基礎貨幣進行了評估。

數字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發行的數字貨幣，是中央銀行的負債。歐洲央行認為在考慮向非銀行用戶發行數字基礎貨幣之前，必須了解數字貨幣對價格穩定的影響。并且，對于數字基礎貨幣的價值需要基于以下原則進行評估：技術安全；效率；技術中立；用戶可以自行選擇支付方式。如果選擇向非銀行用戶提供數字基礎貨幣，數字基礎貨幣是基于賬戶或價值、提供數字貨幣的方式、數字基礎貨幣的利率、數字基礎貨幣技術都是需要仔細權衡分析的方面。對于歐洲央行而言，如果向非銀行用戶發行數字基礎貨幣會導致監管履行不能，為避免負面影響，歐洲央行可能還是不會改變目前的做法。

可以發現，國際上對數字貨幣的監管基本上已經形成了大致的框架，值得我國借鑒。

我國的香港證監會于2017年9月發布《有關首次代幣發行的聲明》，表示雖然一般ICO發行或銷售的數碼代幣被視為“虛擬商品”，但若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的“證券”特征，則需接受香港證券法規監管。具體規則如下：第一，若該代幣代表對發行企業擁有的股權或所有權權利，則應視為“股份”；第二，若發行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償還本金和利息，則應視為“債券”；第三，若ICO項目管理者集中管理募集資金并投資于不同項目，代幣持有人有權分享相關投資回報，則應視為“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只要以香港公眾為服務對象，就必須事先獲得相應牌照并受證監會監管。2019年3月28日，香港證監會發布《有關證券型代幣發行的聲明》確定了證券型代幣的含義：“STO通常指具備傳統證券發售屬性的特定代幣發行，當中涉及運用區塊鏈技術以數碼形式來表達資產擁有權或經濟權利的證券型代幣。證券型代幣一般僅發售予專業投資者。”

在國際范圍內，對金融領域區塊鏈帶來的挑戰是全球化資產流動和單一的主權國家各自監管之間存的對立，常規的證券交易及股票都必須在特定機構交易，是中心化的。基于區塊鏈技術的虛擬貨幣交易則可以突破此種中心化機構既有障礙：新加坡買幣--提取出來存儲到特定的比特幣軟件錢包—到馬耳它虛擬貨幣交易所賣掉。一個國家對虛擬貨幣交易或交易所監管，通常只能在自己的主權國家空間范圍之內。2018年5月，泰國通過《數字資產皇家法令》，針對虛擬貨幣的交易監管內容與形式，幾乎完全參照現行的傳統《證券法》，但如果此類違法犯罪行為在它國實施，通過虛擬貨幣全球流動與價格傳導，進而影響泰國交易市場上的價格，該法令不能對泰國境外進行管轄，難以實現立法目標。因此單一國家的法律監管與各自為政，必然面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資產全球化的流動和交易的巨大挑戰，而要有效協調全球所有國家統一法律監管。

因此，我個人認為下一步需要的是設定監管規則，這也是我籌建了“中國政法大學區塊鏈金融法治研究中心”的初衷，希望法大在數字金融監管領域能夠為國家建言獻策，做出更大貢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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