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楊東：對Facebook Libra監管的三點建議

科技巨頭Facebook聯合合作伙伴發布的全球加密貨幣項目天秤幣引發各界熱議，多數討論過多地著眼于發散性的宏觀構想，卻脫鉤于金融邏輯和監管現實，具備可行性的監管應對措施自然也就難以生成，就此需要基于加密貨幣市場現實提出可行的監管建議。我國用戶參與Libra的方式有兩種：第一，直接使用法幣資金購買Libra；第二，向Libra協會繳納資金成為驗證節點。前者主要面對零售用戶，后者面對企業，前者潛在的風險更高。

金融管制使我國銀行賬戶資金的跨國流轉受到嚴格限制，但在區塊鏈系統中，銀行轉賬的過程可以在一國內完成，跨國轉賬由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完成，該路徑利用相較于銀行審查更為松散的互聯網信息審查規避金融管制。

楊東：要通過區塊鏈技術將數據價值更好發揮:金色財經報道，日前，由上海華瑞銀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與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研究所聯合主辦的“華瑞金融科技沙龍”系列沙龍（第2期）在線上會議進行。中國人民大學區塊鏈研究院執行院長楊東表示，如何通過區塊鏈技術將數據價值更好發揮，把數據價值的利益分配機制反饋至用戶也是未來重點攻克的方向。

楊東提出了三點看法。第一，如今數字化平臺已經帶有去公司化的屬性，但還沒有形成真正的組織化。未來通過區塊鏈技術真正實現可替代公司組織的DAO，去中心化的組織必將真正地來取代公司。

第二，靈魂數字可能性是未來必然的發展方向。未來在數字資產方向需要解決的兩大問題——身份問題與靈魂問題——可通過物理人與數字人的數據化連接得到解決，實現元宇宙身份的確認、全日制的靈魂交流與物理人的理想構建。

第三，數據生產要素將發揮重要作用，共票制度（Coken）將輔助體現數據價值。[2022/9/4 13:07:08]

對于Libra等加密貨幣可供參考的監管手段

聲音 | 楊東：構建以區塊鏈引入的雙向信息溝通機制，可避免“塔西佗陷阱”:據新京報消息，中國人民大學未來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楊東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的疫情預警體系在本次疫情中，暴露了信息傳遞失靈與專業介入無效兩個問題。信息傳遞失靈是指自下而上的信息匯集和傳遞機制“失靈”。專業介入無效是指缺乏專業信息進入決策的參考機制。因此從技術手段來講，可提高信息觸達的能力，并構建以區塊鏈引入、以“可信數據輸入系統”“Gossip傳播協議”“數字驗證機制”為核心的雙向信息溝通機制，可進而避免習總書記提醒全黨注意的的防止公信力缺失的“塔西佗陷阱”。[2020/2/21]

科技巨頭背書、社會廣泛關注的Libra刺激了不法分子進行欺詐行為，因此監管部門有必要依托權威渠道向社會傳達客觀事實、引導社會輿論，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聲音 | 中國人民大學楊東：應重視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帶來的制度革新:金色財經報道，?中國人民大學未來法治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楊東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為保護金融消費個人信息和數據安全，防范金融類App對個人隱私安全的侵犯，可采取以下6條措施：首先，明確信息保護范圍。其次，確定信息收集的方式，為直接收集方式或協議收集方式。第三，規定信息權人所享有的具體權利。第四，嚴格把控信息應用環節。第五，完善信息權受傷害時的救濟制度。第六，重視區塊鏈等新興技術帶來的制度革新。[2020/1/18]

懲治違法行為與加強投資者教育。目前，各類微信社群、微博、知識星球等網絡媒體渠道，充斥著大量的提供加密貨幣交易信息、誘導投資者的行為。網絡監管部門可聯合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摸排可能存在的非法行為，在把握行政手段比例原則的基礎上要求其整改或者關停。有些國家將數字資產主要置于證券法律監管之下，在監管部門網站上多次發布有關不當宣傳加密貨幣言論、未經許可發行加密貨幣的處罰案例，而且處罰極其嚴格，對社會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我國應該加強對于加密貨幣、數字資產的權威理性分析。

聲音 | 中國人民大學楊東：區塊鏈監管應“以鏈治鏈”:據人民網創投報道，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科技與互聯網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大數據區塊鏈與監管實驗室主任楊東在中國人民大學發布了理論新著《區塊鏈+監管=法鏈（RegChain）》。楊東提出，需要通過監管科技（Regtech）進行更有效的監管，讓區塊鏈技術為監管所用。他強調，“以鏈治鏈”，通過區塊鏈技術加強監管是區塊鏈技術一個非常重要的應用場景，“基于區塊鏈的規制系統將有助于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區塊鏈+監管’，即‘法鏈（RegChain）’是未來監管的新方向。”[2018/8/6]

以交易平臺為抓手傳遞監管效果

交易平臺是目前整個加密貨幣交易的關鍵和龍頭，幾乎把持著加密貨幣全產業的話語權，規制好交易平臺能夠有效地向加密貨幣市場參與者傳遞監管政策效果，但在具體的監管操作層面應把握對社會的影響和執行的難易。

比例原則下監管頭部交易平臺。加密貨幣市場一度遭遇重挫，大量的國內投資者基于政策恐慌拋售加密貨幣。由于監管政策落地后還存在大量加密貨幣投資渠道，境外資本利用此前恐慌性殺跌獲取的籌碼再度大幅拉升加密貨幣價格，國內投資者跟風涌入再次誘發了市場風險。對于頭部交易平臺，暫時不宜重拳出擊絕不意味著聽之任之，而是在內部溝通中提出嚴格的監管要求。有關交易平臺的監管政策方面還需進一步抓嚴抓實。

嚴格中小交易平臺監管執法。大量中小交易平臺的運營方人數少且專業程度極低，不法分子將投資者的本金視為目標，涉及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對這些交易平臺的監管無需另立監管規則，當前的監管政策和刑事法律完全足以將其納入監管，盡快梳理典型案例打擊猖獗的違法行為，也是給頭部交易平臺敲響警鐘。

完善并執行《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

網信辦出臺的《區塊鏈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對于我國區塊鏈技術賦能實體和規范市場秩序有重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規定》主要規制利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信息服務的行為，即規制的是區塊鏈的“鏈上信息”，這與區塊鏈的技術實現相符。但與區塊鏈有關的違法犯罪行為幾乎都是通過互聯網、自媒體等“鏈下信息”實現，因此《規定》對國內區塊鏈技術運用的摸查存在一定的方向偏差，不僅可能無法了解市場的真實情況，還面臨規則過于嚴厲不利于技術發展之攻訐。

部分交易平臺為逃避“信用中介”而承擔的法律責任自稱為“信息中介”。目前的交易平臺幾乎都是信用中介，平臺中加密貨幣和法定貨幣的交易表面上是個人間的自由買賣行為，但實際是交易平臺控制下的經營行為。即使交易平臺僅提供信息服務，但其提供的“鏈下信息”是否應為《規定》所規制，是監管部門應該回應的問題。從法理和投資者保護的視角而言，《規定》當然應當包含對“鏈下信息”服務的規制。

《規定》的完善還需要不斷與實務形成有效溝通。《規定》中由于區塊鏈行業處于發展初期，相關的應用場景與商業模式也仍然在不斷探索之中而存在較多的不確定因素，選擇以較為概括的方式說明其適用的范圍。在《規定》中，并沒有對區塊鏈信息服務的種類或者具體內容進行界定，而是寬泛的采用了“區塊鏈信息服務”這一表述。從行業發展的階段與現狀來看，應該說這一規定給后續的發展留下了相對較大空間。但是在監管文件較為寬泛的情況之下，監管部門和行業單位的信息交互就必不可少。只有通過兩者不斷的信息交互，才能提供一條較為明晰的監管紅線，從而給予區塊鏈信息服務業正確的方向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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