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幣:鄧建鵬：區塊鏈的法律監管必須更上

目前，基于區塊鏈技術的應用可劃分為三類場景，一是價值轉移類，如虛擬貨幣的創生及其在不同賬戶間的轉移；二是存證確權類，將信息記錄到區塊鏈上，如電子合同和版權確權；三是授權管理類，如利用智能合約控制數據訪問。此外，隨著應用需求的不斷升級，還存在多類型融合的場景。由于區塊鏈具有點對點、無國界、無主權及無特定法律責任承擔主體等特征，在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亦帶來很多風險。當前，金融相關領域區塊鏈的應用最為集中，涉及區塊鏈的法律風險也主要發生在這個方面(在其他領域，區塊鏈更多是作為一種中性的技術，用以提升經濟效率，當前所涉及的法律風險較為有限)。

聲音 | 鄧建鵬：USDT帶來的風險特別值得中國監管機構重視:金色財經報道，今日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鄧建鵬發布圖文表示，在穩定幣市場，USDT的影響最大。雖然當前市值僅約40億美元，但由于其以數字化形式表現，交易迅速，換手率極快，在高峰期一天成交額可達240億美元，對主流虛擬貨幣市場價格具有支配性影響。因此，其帶來的相關風險及投資者權益保護缺失等問題，特別值得中國監管機構重視，同時，涉及穩定幣的應對實踐，可為監管機構未來應對 Libra帶來的可能沖擊事先提供借鑒。[2020/1/7]

首先是涉及比特幣的相關法律風險。比特幣是區塊鏈的第一個成熟的、大規模的應用，目前其市值在1600億美元左右。在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發布的部門規范中，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其內涵或外延并無明文規定或者解釋說明，立法上存在漏洞與空白。其一，在具體司法實踐中，比特幣屬于法律上的財產，還是計算機信息，法院的認定存在差異。司法判決無法發揮指引作用，甚至發生同案異判等行為。其二，比特幣市場價格認定困難。當前國內理論上并無合法存在的虛擬貨幣交易平臺，缺乏合理的價格參照。比特幣價格波動劇烈，執法與司法人員對涉案比特幣價格難以出具權威判斷，容易出現因比特幣價格確定困難而定罪量刑存在偏差，有損司法權威。其三，管轄權與執法方面存在困難。比特幣這種基于通證類型(Token)的資產，與傳統賬戶類資產(如銀行存款)不同。比特幣可點對點發送，輕易規避單一主權國家的金融監管。近年來，暗網非法交易逐漸使用比特幣作為支付手段；一些犯罪嫌疑人利用比特幣作為洗錢的工具。由于比特幣具有準匿名性，致使監管與追蹤違法犯罪行為較為困難。針對涉及比特幣的跨境網絡違法犯罪，其司法管轄權有待立法進一步明確。

聲音 | 鄧建鵬：泰達幣涉嫌黑箱操作 是加密貨幣市場最大的潛在風險: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建鵬今日發表評論：“穩定幣泰達幣一天交易量可達280億美元，這個黑箱操作的公司，當前是加密貨幣市場最大的潛在風險！美國僅有少數人使用泰達幣交易虛擬貨幣，紐約州總檢察長即以保護消費者權益為名，起訴泰達公司。中國公民是使用泰達幣極大的群體，卻沒有監管機構為本國公民權益保護做點什么。視而不見，并不是說不存在。”據悉，紐約最高法院今日將對紐約總檢察長辦公室起訴Bitfinex和Tether案件召開聽證會。[2019/7/29]

其次是ICO相關的法律風險。ICO英文詳稱“Initial　Coin　Offering”，意即首次代幣公開銷售。ICO是區塊鏈初創公司以發行初始數字代幣為項目融資的方式，也是區塊鏈技術在眾籌融資領域中的重要應用。雖然自2017年9月以來，中國境內全面禁止ICO融資。但是，由于ICO很難得到全面有效監管，存在很多暗箱操作甚至借此傳銷的違法犯罪行為。大量境外ICO項目方夸大其辭，甚至完全虛構項目前景，欺詐中國公民的財產，涉嫌集資詐騙罪。

聲音 | 中央財大鄧建鵬：挖礦有效利用本可能被浪費的能源 因此有益于當地經濟增長:據證券日報消息，日前，國家發改委發布《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19年本，征求意見稿)》，將“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生產過程）”列為淘汰類產業。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區塊鏈法律監管資深研究專家鄧建鵬表示，國家計劃淘汰類主要是不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藝、技術、裝備及產品。“按照此意見稿，虛擬貨幣‘挖礦’活動（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生產過程）一項未列明淘汰計劃或淘汰期限，若將來生效，應屬國家已明令淘汰或立即淘汰的條目。” 針對“挖礦”是否應直接被淘汰，鄧建鵬表示，對不具備安全生產條件“挖礦”活動，由于存在潛在風險，應及時淘汰，并嚴厲打擊“礦場主”的違法行為。此種“礦場”根據法律本來就應取締，無可厚非。 鄧建鵬稱，對于確屬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挖礦”活動，則應及時淘汰。但對于“礦場”分布在國內電力資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如水電、風電等）豐富但幾乎無法輸出的貧困地區，此活動有效利用本可能被浪費的能源，因此有益于當地經濟增長。[2019/4/12]

再次，區塊鏈在非金融領域的法律風險未來將逐漸呈現，需要未雨綢繆。互聯網能解決信息傳遞，但不能解決實物傳遞以及實物驗證問題。依靠區塊鏈解決各種憑證上鏈確權、檔案等傳遞或運送過程中的跟蹤、防偽、保質等，并非易事。比如當前通過區塊鏈實現司法存證，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司法解釋對此已經給予認可。不過，基于區塊鏈的司法存證，只能確保數字世界的信息真實性，難以保證鏈外信息在源頭和寫入區塊鏈環節時的真實與準確。因此，對司法存證的區塊鏈，相關機構需要對接入區塊鏈的節點進行資格認證與嚴格審核，預先確保信息源頭的信譽。

聲音 | 鄧建鵬：虛擬貨幣支付可能造成國家稅收流失:鄧建鵬認為當前國內虛擬貨幣亂象頻發，表現形式多樣。他對《證券日報》記者分析稱，國內虛擬貨幣潛在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一是虛擬貨幣的廣泛使用或對國內法定貨幣發行及使用造成沖擊；二是在法無明文的情況下，廣泛使用虛擬貨幣支付可能造成國家稅收的流失；三是虛擬貨幣的使用超越了傳統的銀行賬戶或支付渠道，越過了當前傳統的金融監管模式，可能助推洗錢、恐怖主義融資、跨境資產轉移等違法犯罪行為；四是當前涉及虛擬貨幣盜竊案頻發，由于國內刑法尚無對此明確規定，地方法院對盜竊虛擬貨幣持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導致虛擬貨幣持有者權益無法得到有效保障，同時國家無法有效打擊違法犯罪者。[2019/3/9]

最后，基于區塊鏈的智能合約日漸普及，正衍生出一些新的法律風險。比如智能合約涉及的交易標的若為法律法規所禁止，則對此種代碼的編寫者如何給予法律約束?達成智能合約的民事主體，若為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智能合約是否可視為民事合同?此種合約法律上是否生效?對此，均需要未來立法予以進一步明確。此外，一些涉及個人的行為數據或隱私(如醫療信息)上鏈，為防止個人隱私外泄，需要事先有完整的標準或規則指引，設定個人鏈上信息加密與授權防問機制。

最后，推動區塊鏈技術與監管技術的融合。區塊鏈對立法與監管帶來種種挑戰，需要監管者和立法者轉變固有思維。可以借助區塊鏈技術和智能合約，將法律和合同條款轉化為簡單而確定的基于代碼的規則，這些規則將由底層區塊鏈網絡自動執行。未來，技術規則將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與法律規則相同的作用和功能。政府可借助代碼，通過將部分法律轉換成技術規則，由底層技術框架執行，從而減少監督和持續執行的需要，降低合規和執法成本，也減少法律文本固有的不確定性。當前，區塊鏈技術距成熟尚有很大距離，監管者可以通過不同形式，形塑新規范，影響代碼規則，最后通過程序自動運行實現區塊鏈的部分內部治理，節約監管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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