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王永利：數字人民幣可能帶來的最大變化

深圳數字人民幣的試運行，透露出其背后在支付運行體系和機制上可能出現的重大變化。

2020年10月12-18日，中國人民銀行與深圳市政府聯合實施了一次規模很大、流程較全的數字人民幣社會公測或實際試運行，涉及近5萬名個人用戶、3389家商戶以及人民銀行、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在內的，共計6萬多筆實際交易、近900萬元支付金額，標志著數字人民幣已經趨于成型、“呼之欲出”了。

這次活動引起了全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但試運行后，很多人又感覺數字人民幣并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充滿革命性、顛覆性，好像并沒有在貨幣形態、實際功能和運行機制上帶來根本性變化：數字人民幣依然還是人民幣，是由央行發行的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而不是人民幣之外的一種新型貨幣體系；依然是中心化的，而不是去中心化的，仍然歸央行統一管理；依然是建立在廣義賬戶體系上并實行“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社會運用”的“雙層運營體系”，沒有像比特幣、以太坊等“加密數字貨幣”那樣，運用區塊鏈、智能合約等技術，實現分布式、點對點直接支付；用戶體驗與支付寶、微信支付幾乎沒有什么不同，只是一種新的移動支付而已，即使是所謂的雙離線“碰碰付”，實際上都是已有的NFC技術應用，并沒有太大創新；數字人民幣似乎也很難快速向境外推出，加快數字人民幣國際化，搶占全球數字貨幣制高點。如此等等，似乎讓不少人感到失望，有人也公開發文表示并不看好數字人民幣。

那么，央行從2014年就組織力量進行研究，2016年1月就發布聲明“爭取早日推出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2019年下半年以來更是大張旗鼓地投入數字人民幣研發和推行，真的就沒有什么重大創新和變革嗎？

聲音 | 王永利：Libra能否成功推出依然充滿懸念與挑戰: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經濟觀察網發布了有關“Libra籃子貨幣如何落地運行”的文章。王永利表示，必須看到，僅僅與一種貨幣等值掛鉤，包括央行要推出法定數字貨幣或數字現金，其落地運行就存在很大挑戰，Libra要與一籃子貨幣綜合掛鉤，聽起來似乎更能增強其貨幣的創新性，擺脫只與單一貨幣等值掛鉤不可避免的“代幣”陰影，但其管理規則的形成與落地運行就將面臨更加復雜而深刻的挑戰。囿于諸多困惑，盡管Facebook宣布了Libra的籃子貨幣結構，并不意味著Libra就能很快推出和落地運行，其能否成功推出依然充滿懸念與挑戰。[2019/9/25]

這肯定是一種誤解。

實際上，數字人民幣在前端運用上沒有什么變化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要盡可能減少對用戶體驗的重大改變。但深圳數字人民幣的試運行，就已經透露出其背后在支付運行體系和機制上可能出現的重大變化。

數字人民幣運行的核心節點是央行統一的“APP”

深圳試運行是以政府發放數字人民幣消費紅包方式進行的，要求當時的在深個人，使用中國大陸手機號碼和第二代居民身份證，通過“i深圳”平臺預約登記后，通過搖號抽簽形式確定中簽者；中簽者根據中簽短信指引下載央行統一的“數字人民幣APP”，在選定的銀行開通"數字人民幣錢包"后，即可獲得200元數字人民幣紅包；收到的紅包要在規定期限內在羅湖區轄內已完成數字人民幣系統改造的3389家商戶消費使用，紅包可以分次使用，金額不足的，也可以綁定銀行賬戶進行充值；逾期未用的數字人民幣紅包由數字人民幣系統統一收回。

聲音 | 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區塊鏈應該注重于解決現實世界的實際問題:據經濟觀察網消息，前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發文表示，區塊鏈目前仍處于初創期、探索期，面臨“去中心、高效能與安全性”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關系”，不可盲目夸大、輕言顛覆，不應聚焦于挖礦造幣、資本炒作和社會集資，而應該注重于解決現實世界的實際問題，具體應用應該跳出挖礦造幣完全封閉的比特幣區塊鏈范式。[2018/12/25]

在這一活動前后，央行陸續明確：比照人民幣現金管理，數字人民幣不計息，其兌換也不收費；只能由選定的商業銀行作為運營機構向公眾辦理兌換，其他銀行及非銀行支付機構等不得從事數字人民幣的兌換；數字人民幣兌換之外的支付結算和流通服務可以由所有商業銀行以及非銀行支付機構共同承擔，數字人民幣擁有者可以自主選擇在一家或多家銀行及非銀行支付機構開立錢包，確保數字人民幣的廣泛可得。

直觀看，這其中似乎確實沒有什么特別重大的變化。但稍加注意就會發現，這其中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數字人民幣需要下載的是央行統一的APP，而不是各家兌換運營機構與支付結算服務運營機構自己獨立的APP。各家運營服務商同樣需要下載央行統一的APP，其為用戶開立的“數字人民幣錢包”，只是與央行“數字人民幣APP”相互勾連的配套設施。

這就帶來數字人民幣支付運行體系和機制上的重大變化：

央行成為數字人民幣的運行核心入口和清算中心。央行可以通過統一的“數字人民幣APP”入口實現跨運營機構的互聯互通，并獲取所有數字人民幣擁有者的身份信息、聯系方式等，在數字人民幣平臺為每個擁有者建立數字人民幣唯一的備查賬戶，形成全社會在央行的“數字貨幣一本賬”。數字人民幣每一筆收付，相關信息都要同時發送央行進行被查賬戶的核查處理，使央行能夠全面掌握數字人民幣兌換、流通的全量交易信息，實時掌握數字人民幣的總量和分布情況，并可進行必要的監測分析與調控，從而大大提升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聲音 | 王永利：比特幣等數字幣應定位于商圈幣 要有適用范圍約束:在今日舉行的2018北京金融安全論壇上，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表示，比特幣、穩定幣等數字幣不可能顛覆取代法定貨幣，應該定位于網絡社區的專用幣或者社區幣、商圈幣，如同食堂飯票等，是在法定貨幣體系下在一定范圍里面賦予特殊權利義務的一種專用幣或者代幣，它是有價值的，但是要有使用范圍的約束。[2018/12/5]

但與以往商業銀行及非銀行支付機構可以全面掌握一筆交易收付款雙方比較完整的信息不同，數字人民幣錢包運營服務機構則只能了解到與本機構錢包所有者相關的信息。如果收付款雙方的數字人民幣錢包不屬于同一運營機構，則每個運營機構都不能掌握交易雙方的全部信息，由此可以實現央行所說的“數字人民幣有限匿名”，適度保護商業秘密與個人隱私，也會使央行數字人民幣相關信息和大數據的完整性遠超各個運營服務機構。

這一變化也符合數字貨幣與傳統貨幣不同的本質特征：數字貨幣將貨幣與支付結算緊密融合，實現“貨幣即支付、支付即結算”。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不應改變貨幣的本質和金融機構的職責定位，最有可能變革的就是貨幣支付運行的體系和機制。

變革實際可能帶來的影響存在兩種場景與可能

一、數字人民幣只能用于替代M0

按照央行目前對數字人民幣的說明，數字人民幣定位于M0，主要替代流通中現金，而不會影響M1、M2，避免造成銀行存款大搬家，對金融體系的運行產生重大沖擊。

如果是這樣，那就必須限定數字人民幣只能用流通中的現金進行兌換，而不能用銀行存款進行兌換；只能用于支付結算，不能用于銀行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等。這樣也就容易實施嚴格的額度管理，加快流通中現金的替換，杜絕數字貨幣超發。

聲音 | 王永利：央行不能模仿比特幣、以太幣等模式形成“法定數字貨幣”:據經濟日報消息，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近日撰文稱，與法定貨幣等值掛鉤的網絡“穩定幣”也只能是商圈幣，而不可能是法定數字貨幣，央行更不能模仿比特幣、以太幣等模式形成“法定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只能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智能化。[2018/11/19]

在這種狀況下，數字人民幣由央行作為運行和清算核心，其可能產生的影響也會有限。

但考慮到我國流通中現金在貨幣總量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4%以內，并且仍保持下降態勢，而且即使社會上已經停止現金支付和流通，可能央行乃至商業銀行體系仍需保留足夠多的現金以備應急之需，這種情況下，如果嚴格限定數字人民幣只能用于替代M0，就會大大束縛數字人民幣的規模擴張、功能發揮和國際化發展，央行推動數字貨幣投入產出的實際價值就會大打折扣，而且將形成數字人民幣與傳統人民幣及其運行體系長期并存的格局，可能對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來新的麻煩，其實際意義肯定值得商榷。

二、數字人民幣并不局限于替代M0

這就像人民銀行負責投放人民幣現金，但人民幣并不只是現金，還包括銀行存款一樣，在數字人民幣推出之后，除央行直接投放的數字人民幣定位于M0，并比照現金進行管理外，還應推動數字人民幣加快應用于所有人民幣應用場景，包括銀行使用數字人民幣發放貸款或購買債券等，派生出新的數字人民幣，積極推動數字人民幣運行體系完全替代原有人民幣運行體系。

當然，推動數字人民幣盡可能替代所有傳統人民幣，并不代表就是要人民銀行替代所有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徹底顛覆現有的金融運行體系，而是要在貨幣支付運行體系和機制上做出適當變革。可能的選擇是：

聲音 | 王永利：真正去中心化商業應用幾乎還沒有成功案例:原中國銀行副行長王永利今日發文表示，現有的區塊鏈模式存在“去中心、高效能、安全性”難以兼得的“不可能三角關系”，因此，到目前為止，除了各種網絡虛擬貨幣的應用（幣圈），并通過網絡虛擬貨幣的ICO和價格操作賺錢外，真正的去中心化商業應用還幾乎沒有成功案例。[2018/9/7]

進一步鞏固和完善央行“數字貨幣一本賬”體系。央行數字人民幣APP應面向所有數字人民幣用戶開放，所有用戶都可以下載系統并在央行開立唯一的數字人民幣“基礎賬戶”；央行要逐筆登記每一筆數字人民幣收付金額并保持賬戶適時余額，實時掌控所有數字人民幣的總體規模及具體的分布情況，實現對數字貨幣的全方位、全流程監控，大大提高央行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但是，基礎賬戶只供核查，不辦業務，不予計息。

數字人民幣可以用于各類金融業務，盡可能替代所有傳統人民幣，但金融業務仍需交由各類金融機構辦理，央行一般不得面向公眾辦理各類金融業務。劃分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并分別賦予不同職責、實施不同管理，這是信用貨幣體系運行的內在要求，必須堅持而不可輕易打破。社會主體可以在商業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開立數字人民幣“業務賬戶”，記錄其開辦業務時引發的債權債務變化及其結果，并按照業務約定進行計息。其中，商業銀行還需要在央行分別開立數字人民幣借款賬戶與存款賬戶，按照業務約定分別計息。數字人民幣兌換之外的支付結算應該實行市場化收費，而不應完全免費。

單位或個人所有的數字人民幣業務賬戶都要與其在央行的基礎賬戶保持勾連關系，業務賬戶可以根據客戶信息可信度劃分不同檔次，實行分級管理。

這樣，就會形成全社會在央行的“數字貨幣一本賬”，并形成數字貨幣在央行的“基礎賬戶”與在金融機構的“業務賬戶”并存與相互勾連的格局，將推動貨幣金融運行體系和運行機制深刻變革，但又不會對現有貨幣金融體系構成重大沖擊，有利于保持金融體系穩定。

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拓展數字人民幣的規模和應用場景，避免數字人民幣與原有人民幣兩套運行體系長期并存可能帶來的問題和挑戰，增強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增強數字人民幣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充分發揮數字貨幣對推動貨幣表現形態與運行機制深刻變革的巨大價值。

以上兩種場景中，理性的選擇應該是：央行直接投放的數字人民幣定位于M0，但整個數字人民幣卻絕對不應僅僅局限于替代M0，而應該盡可能替代所有傳統人民幣。當然，在具體實施上可以分布推行：先注重于替代現金，待其運行基本穩定后再向更廣泛的領域延伸；先在中國大陸推行，然后積極延伸到港澳以及境外。

一旦數字人民幣向替代所有傳統人民幣發展，那么央行主導的數字人民幣運行模式就會產生更加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央行在推動數字人民幣的過程中，可以依托人民幣的法償性，運用一定行政化強制性的措施，推動所有單位和個人下載和使用數字人民幣APP，可能使數字人民幣App很快就可以覆蓋到所有人民幣應用場景和節點，形成遠比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和企業集團更全面、更完整的用戶信息和應用體系，由此可以形成全社會最完整的數字人民幣收付大數據，這將成為價值巨大的數字資產，并將對各金融機構和支付公司的大數據形成替代，其對中國支付體系乃至金融機構市場格局的影響將是非常深刻而巨大的。

實際上，如果沒有國家或央行從推動新型貨幣支付運行模式入手形成數字人民幣收付最完整的用戶信息和交易大數據，僅靠單個機構或企業集團，是很難改變目前大型互聯網公司在大數據方面形成的絕對優勢的。

所以，數字人民幣運行模式改變帶來的影響，將使與支付結算緊密相關的銀行卡體系和相關產業，以及非銀行支付機構首當其沖！

比如，螞蟻集團正是以支付寶為核心，在阿里電商平臺大量用戶和巨額交易的支持下，不斷拓展金融服務的種類以及支付應用場景，形成了金融直聯業務、用戶規模龐大、用戶粘性更強、信息時效更好、數據規模巨大的新型運作體系，成為全球用戶數量最大、盈利能力最強的移動支付平臺，甚至成為傳統金融機構與實體經濟運行之間的中介或橋梁，其社會影響力和市場價值快速提升。在10月底開啟的AH上市中，剛剛走過16年歷程的螞蟻集團，估值超過2.1萬億元，遠遠超過中國各個金融機構目前的市值，也成為今年全球最大的IPO項目，引發全球矚目。

當然，螞蟻集團上市披露的巨額估值，也引發社會上對其業務與盈利模式的激烈辯論，正在推動其業務與盈利模式的充分曝光，這可能推動金融科技公司與金融經辦機構的徹底分離，對金融業務經辦機構，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將更加嚴格統一。再考慮到央行數字人民幣的推出，可能由央行掌控所有數字人民幣的用戶信息和交易數據，并對依靠支付和大數據形成巨額市場價值的螞蟻集團帶來嚴重沖擊。

或許，馬云已經感覺到這種變革的巨大壓力了，所以在此前召開的上海外灘金融論壇上發表了針對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異常尖銳的發言，進一步激化了社會上對螞蟻集團業務和盈利模式以及金融監管的激烈辯論。

數字人民幣運行新模式將使央行承擔巨大

壓力和挑戰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央行“數字人民幣APP”要成為全社會數字人民幣的統一入口，央行要形成和運行數字人民幣全社會一本賬，并由此形成覆蓋所有數字人民幣的用戶信息、交易數據的海量數據庫，數字人民幣系統必須是開源的，“數字人民幣APP”的下載和鏈接必須是無償與便捷的，但這對系統安全及APP防偽就帶來極大挑戰。實際上，在數字人民幣測試過程中就已經出現假冒問題了。從現有運行體系看，不能在登錄入口處就徹底杜絕假冒APP問題，想依靠其下各運營服務機構的數字人民幣錢包，特別是錢包中數字人民幣的畫面等要素進行防偽，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數字人民幣系統和高頻交易的高速運維與安全保護同樣極其重要，也將使央行承受非常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對此，如何有效應對，必須高度重視并形成有把握的實施方案。

同時需要研究和明確的是，央行形成的全社會最全面的數字人民幣用戶信息和收付大數據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以充分發揮其應有價值。在這方面，不僅央行要充分挖掘這些大數據的價值，加強數字人民幣全方位、全流程的監控和調節，提高貨幣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而且應該考慮將這些大數據作為支持數字金融、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或公共產品，研究如何擴大對金融機構或全社會開放，進一步提高其利用價值，同時要確保數據和系統的安全以及各個賬戶主體合理的權益與隱私保護等。

可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實施與廣泛推行，仍然是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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