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產:朱嘉明：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要關注的四個思想方法

朱嘉明：著名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

4?28?，莫??研究院與京東數科研究院共同舉辦2020春季莫??論壇，會議主題為:“疫情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莫??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朱嘉明作為點評嘉賓，發表了題為“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關注的四個?法”的講話：

探討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探討宏觀經濟形勢和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內涵和量化細節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思考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關思想方法。我主要提出四個思想方法問題：

1. 如何實現多目標的優化？在當前形勢下，討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甚至一體化，涉及到：（1）各自政策目標的選擇；（2）兩大政策目標的排列；（3）尋找基于兩大政策多項目標的優化組合，也就是實現“帕累托”狀態。見下圖，橫軸是貨幣政策，豎軸是財政政策，區間存在優化目標：

朱嘉明：Web 3.0將創造全新的娛樂產業新生態:金色財經報道，7月29日由漢威信恒、新火科技與D11 Labs聯合主辦的“ChinaJoy Web3 2023”大會在上海順利召開。著名經濟學家、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教授遠程進行了視頻致辭，朱教授認為大數據、AIGC、虛擬現實技術，包括元宇宙、Web3都將為娛樂產業、娛樂產業群提供重要的技術基礎和技術支持，其中因為Web 3.0、AI的支持而形成的價值互聯網和智能互聯網，將創造全新的娛樂產業的新生態。[2023/7/29 16:05:59]

朱嘉明：“礦圈”有待向“礦業”突破 形成算力產業體系:金色財經現場報道，8月22日，在成都舉辦的“全球區塊鏈算力大會暨新基建礦業峰會”上，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做了主題為《算力革命和新型財富》的演講。朱嘉明表示，算力革命的本質是數據化信息存儲數量的膨脹規模與速度，在過去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存儲單位已從KB提升到TB。挖礦是算力和算法的試驗區，需要實現從“礦圈”到“礦業”的突破，建構支持數字經濟的基礎結構，形成與發展算力的產業體系，未來礦機應用應該更智能化、小型化、普及化，通過算力技術降低能耗。[2020/8/22]

f (X)=[f1(x),f2(X),…，fK(X)]

朱嘉明：區塊鏈成為澳門經濟轉型技術手段 或形成新產業形態:7月17日，針對澳門區塊鏈產業發展，朱嘉明接受采訪時表示，當然，目前區塊鏈在澳門的產業化和落地，尚處于相當早期的階段，應用范圍基本上是在較小的行業、中小企業，特別是傳統服務業。但是，澳門的區塊鏈發展有很大的前途，這是因為區塊鏈在澳門的應用，會集中在新型產業。特別是，區塊鏈為澳門和橫琴的經濟和金融合作，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前提，有助于澳門與橫琴的一體化。（巴比特）[2020/7/17]

更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滿足包括這兩大政策的優化目標，需要確定具有核心和關鍵意義的目標。這樣，就需要正視所謂的政策傾向問題：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究竟是更傾向和依重財政政策，還是更傾向和依重貨幣政策？在我看來，貨幣政策更為重要，因為M2的供給數量的目標，利率水平的目標，對其他目標都具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聲音 | 朱嘉明：區塊鏈將是連接傳統世界和數字世界的一座橋梁:金色財經報道，1月20日，2020數字經濟與區塊鏈研討會暨數字資產（重慶）研究院成立大會在重慶舉行。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中國投資協會數字資產研究中心專家組組長朱嘉明教授在此次會議上表示，雖然現在絕大數人難以像理解和體驗物質世界那樣理解已經開始的數字經濟社會，但是，數字經濟社會的來臨和逐漸處于主導地位，并不取決于我們是否理解和懂得其本質。此外，朱嘉明希望，不要簡單地將區塊鏈理解成一種可以應用于某些場景的技術，區塊鏈具有深厚的科學基礎，很大的發展空間，將是連接傳統世界和數字世界的一座橋梁。[2020/2/5]

2. 如何平衡多方博弈？“博弈”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任何政策的形成和落地，都受到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影響。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在于：在任何一個國家，參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博弈群體都不是單一的，至少包括政府、企業、個人。下圖，假設存在X、Y、Z三個方面，可以發生不同的博弈組合。 

更為重要的是，受制于已經形成的全球化格局，還存在不同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博弈，以及諸如IMF等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參與的博弈。因此，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不得不考慮對其全球經濟秩序的影響，很難存在完全孤立于國際社會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例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就不得不評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寬松政策和0利率，甚至負利率的影響程度和方式。

3. 如何看待政策滯后？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范圍的經濟和情況瞬間萬變，“黑天鵝”和“灰犀牛現象”，更有“蝴蝶效應”的常態化。此次的新冠疫情具有相當的突發性。所以，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不僅導致制訂政策所提供的“窗口期”極短，而且導致政府和企業的戰略和政策調整頻率加快。以下三種可能性值得重視：（1）因為制定政策需要時間，當政策制定出來，還沒有頒布和實施，“窗口期”已過；（2）“窗口期”沒有過，卻因為政策實施滯后，與“窗口期”時間錯位，嚴重影響政策效益；（3）政策實施是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即使在“窗口期”內，卻因為政策效益的顯現過慢，人們因此失去耐心，甚至發生過早廢棄既定的政策的情況。

下圖表現的是：貨幣貶值對“經常性賬戶”的影響的滯后性，以及全過程中的不同階段。

總之，制定財政和貨幣政策，都要針對外部環境迅速變化，“窗口期”轉瞬即逝，政策實施過程的時間滯后等情況留有充分空間。

4. 如何處理政策的扭曲性？實行具有混合特征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歷史趨勢。但是需要注意到：無論政策選項多么接近優化目標，政策實施的結果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走樣和扭曲。

 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包括：（1）信息不對稱，參與主體“共識”基礎發生變化；（2）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沖突；（3）未預期的外部元素“侵入”。還有，所謂的“逆周期”，“彎道超車”等策略性選擇，也都會使得原本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發生變異情況。

以上是我希望我們在討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融合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四個方法。

謝謝大家！

注：文中所配圖表非原創，源自公共網絡，僅為配合文中思想與文字，為讀者提供直觀效應。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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