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律師詳解挖礦刑事風險：礦機商挖礦者風險小 支付與云算力存風險

作者|廣東廣強律師事務韓武斌律師

作者授權吳說區塊鏈編輯發布

1中國打擊比特幣挖礦的歷史**

內蒙古率先打起第一槍

最早打響禁止“挖礦”第一槍的是2017年內蒙古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的《關于引導我區虛擬貨幣“挖礦”企業有序退出的通知》，明確“‘挖礦’產業與實體經濟并無關系、耗能較大，一些企業存在安全隱患，一些企業以“大數據產業”為包裝享受地方電價、土地和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并予以取締。

“互金整治辦”緊隨其后

2018年1月份，網傳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領導小組發文(整治辦函2號)，要求積極引導轄區內企業有序退出挖礦業務。

發改委發文出現轉機

國家發改委在2019年《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虛擬貨幣挖礦”被列為淘汰類產業。但在正式的《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虛擬貨幣挖礦”從限制類消失，說明“挖礦”不再被國家發改委界定為“淘汰產業”。

金融委一錘定音

2021年2月25日，內蒙古自治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關于確保完成“十四五”能耗雙控目標任務若干保障措施》，提到全面清理關停虛擬貨幣挖礦項目，2021年4月底前全部退出；并特別提及嚴禁新建虛擬貨幣挖礦項目。這一次，雖然只是內蒙古明確禁止“挖礦”，但預示著重拳之下的監管大幕即將拉開。

SBF律師獲準無限制探訪監獄并允許SBF訪問拘留中心的電腦:金色財經報道，聯邦法官周三發布的命令顯示，在距離FTX創始人SBF受審僅幾周的時候，法官撤銷了他的保釋，允許他的律師在獄中與他會面。根據該命令，SBF的律師“可以無限制地利用紐約布魯克林大都會拘留中心(MDC)的合法探視時間”，為他們的當事人準備10月3日開始的為期一周的審判。

法官在命令中表示，SBF將能\"頻繁訪問\"MDC的一臺電腦，查看發現材料，并可要求將\"選定的材料\"載入硬盤供他查看。[2023/8/24 10:39:47]

2021年5月21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會議提到，堅決防控金融風險，打擊比特幣挖礦和交易行為。這一次，禁止“挖礦”已提上全國重點工作。

隨后，內蒙古自治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出臺了《內蒙古自治區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堅決打擊懲戒虛擬貨幣“挖礦”行為八項措施》。

該《意見稿》分別對不同主體進行“挖礦的”給予不同的懲罰措施：

對工業園區、數據中心、自備電廠等為虛擬貨幣“挖礦”企業提供場地、電力支持的加大節能監查力度，核減能耗預算指標，嚴肅追責問責；

對大數據中心、云計算企業等“挖礦”的，取消各類優惠政策，從嚴處理，嚴肅追究責任；

對通訊企業、互聯網企業等“挖礦”的，吊銷增值電信業務許可證，嚴肅追究責任；

律師觀點：美國稅收新規在實踐中存在多個問題:7月31日消息，美國兩黨此前提出一項基礎設施法案，計劃通過在交易所和其他各方應用新的信息報告要求，通過加密貨幣稅收籌集約280億美元。根據一份法案草案副本，轉讓任何數字資產的經紀人都需要根據修改后的信息報告制度提交申報表。在實踐中，這意味著加密礦工、權益證明網絡的驗證者，甚至可能是那些活躍于去中心化金融市場的人（比如清算人或治理代幣持有人）必須滿足IRS報告要求，并提交1099表格。這些表格包括客戶數據，如姓名、地址和稅務識別號（對于自營職業者，可以是社會保險號）。

DeFi借貸協議Compound的總法律顧問Jake Chervinsky在推特上對此評論稱：“對于礦工等非托管方來說，他們根本不可能獲得填寫1099表格所需的信息。實際上，這可能意味著美國（事實上）禁止挖礦。”加密貨幣和公民自由律師Marta Belcher則表示：“該法案可能使人們無法通過開源代碼（如智能合約和去中心化交易所）直接與他人進行加密貨幣交易的同時保持匿名。”Chervinsky補充說：“采納一項根本無法遵守的法規是不合邏輯的，除非其目標是扼殺整個行業。”了解該法案談判的消息人士表示，Chervinsky對形勢的解讀是正確的。然而，這一條款是否會被納入很可能會通過的最終法案尚不確定。Belcher補充稱：“盡管該法案的措辭正在迅速演變，但其定義足夠廣泛，可能也會納入加密領域的礦工和其他人。”（Decrypt）[2021/8/1 1:27:04]

對網吧等“挖礦”的，進行停業整頓等處置；

聲音 | Ira Kleiman方律師：Craig Wright僅提供了1.6萬多個BTC地址清單，但無中間人信息:在由Coindesk上傳的一份新文件中，Ira Kleiman的律師稱，Craig Wright只提供了16,404個比特幣地址清單，但沒有關于“保稅快遞”中間人的信息。原告要求Craig Wright在10天之內回應7條關于中間人的質詢，之后原告將利用這些答復來獲取有關“保稅快遞”中間人的信息。在此期間，原告正在請專家審查和分析這份清單。據此前CoinDesk報道，根據1月14日向美國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法院提交的一份法庭文件，第三方“提供了解鎖加密文件所需的信息和密鑰片段”，似乎是指此前提及的備受期待的“保稅快遞員”中間人，表示CSW擁有解鎖96億美元比特幣所需的私鑰。Bloom法官對保稅快遞公司的存在和比特幣爭議的數量表示懷疑。CSW此前因未能出示其所持比特幣的完整清單而被判藐視法庭。[2020/1/15]

對未經報批私自接入動力電源的虛擬貨幣“挖礦”項目等主體，違法竊電行為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對存在虛擬貨幣“挖礦”行為的相關企業及有關人員，按有關規定納入失信黑名單；

對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參與虛擬貨幣“挖礦”或為其提供方便與保護的，一律移送紀檢監察機關處理。

至此，禁止“挖礦”行為的監管體系逐步確立。

聲音 | 政府調查律師：由于監管機構調查暫時缺席 Bitfinex集體訴訟只是純粹指控:針對Bitfinex和Tether面臨的集體訴訟，監管和政府調查律師Braden Perry表示，由于訴訟涉及巨額美元（據估計價值數萬億美元），此案將獲得相當大的關注。但到目前為止，這些只是指控，尚未提出辯護。 Braden Perry指出由于缺乏司法部、CFTC的公開調查結果，案件到現在只是原告集體訴訟的純粹指控，提起該訴訟不會對Bitfinex和Tether造成真正的損害。但是，如果證實這些主張的任何信息在不久的將來公開，那么Bitfinex和Tether很有可能會遭受一些聲譽損失。（Cointelegraph）[2019/10/12]

在頻頻高壓監管之下，礦工也是靈魂拷問：“挖礦”是否還有活路？是不是所有人“挖礦”都會受到監管？繼續“挖礦”是否涉嫌刑事風險？

連續追問之下，“挖礦”的未來之路也得分情況視之。

就目前而言，與“挖礦”有關的主體主要是“礦機”生產商、“礦機”服務商與普通“礦工”，這三方主體隨著“挖礦”監管力度的升級，會不會有風險，有何風險。

2礦機生產商與普通礦工不應受到打擊

在分析上述三方主體風險之前，不妨先看看已有觀點的分析。有人認為“挖礦”是一種生產代幣的過程，很可能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制作、發售代幣票券和數字代幣，以代替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進而面臨監管，甚至涉嫌非法經營罪。還認為購買礦機，個人”挖礦“的行為也會受到打擊。

聲音 | 律師觀點：網信辦新規級別高于央行公告，是區塊鏈第一部規章級別法律文件:徐凱律師稱，國家網信辦，是經國務院授權負責全國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工作，并負責監督管理執法的機構，可以在其權限范圍內制定規章。在該規定之前，與區塊鏈領域密切相關的，有兩份“其他規范性文件”：一是2013年12月央行等五部委發布的《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二是2017年9月，央行等七部委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2013年通知和2017年公告都不是正式的法律淵源，屬于《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其他規范性文件”，效力在規章之下，并且可以成為司法一并審查的對象，而規章及以上的法律淵源不能成為司法一并審查的對象。由上述背景知識可以得出的結論是：該規定的法律層級，高于2013年通知和2017年公告，是區塊鏈領域第一部規章級別的法律淵源。[2018/10/21]

但上述觀點顯然是夸大解讀了國家禁止“挖礦”的范圍。

國家之所以打擊“挖礦”，一方面是為了減少能源消耗與浪費，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另一方面是從源頭上遏制虛擬幣的產出，防止利用虛擬幣交易進行違法犯罪活動，避免金融風險。

在此目的下，并不會“一刀切”的打擊所有與“挖礦”有關的活動，而本質上是打擊“挖礦”經營行為，以及利用“挖礦”為名義的虛擬幣交易行為。

因此，受到禁止的是“挖礦”經營行為，而非提供“礦機”的廠商。

而另一個問題，則是個人購買“礦機挖礦”是否會違法而受到監管？

答案是并不會。

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個人購買“礦機挖礦”并不涉及任何一種經營行為。正如廣強律所楊天意律師《監管不斷加碼，是否意味著虛擬貨幣“挖礦”在我國不再合法？》一文所說，“挖礦”重點整頓治理的對象，集中在企業或個體經營者利用其經營主體進行的“挖礦”活動，并未涉及到不具有任何經營性質的私人領域。

因此，在未有進一步監管措施出臺，以及未有明確禁止性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不能肆意認定公民個人利用私人計算機進行“挖礦”為非法行為。同時購買“礦機”的行為更不會受到監管，既沒有擾亂任何社會或經濟管理秩序，也沒有侵犯任何公民的人身或財產權利，不具有法益的侵害性。

即使認為銷售“礦機”行為違法，也不能處罰購買”礦機“的行為，這與只處罰販賣穢物品的行為人，而不處罰購買穢物品的行為人的道理完全一致。

真正受到監管且具有刑事風險的是“礦機”服務商，而且是包括礦機托管、礦機租賃、算力租賃在內具有規模性的挖礦企業。

3可能涉嫌哪些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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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經營

“礦機”服務商通過提供“挖礦”服務，獲取利潤，本質是經營行為。作為一種經營活動，如果未來有法律法規予以明文禁止，那么“礦機”服務商就有非法經營罪的可能。

但絕不是因為“挖礦”是一種生產代幣的過程，因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而構成非法經營罪，即“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制作、發售代幣票券和數字代幣，以代替人民幣在市場上流通。”

“挖礦”本身只是一個計算機運算并產出虛擬幣的過程，是提供算力并獲得虛擬獎勵的行為，不是一個發售數字代幣的行為。

再者，“礦機”服務商在提供“挖礦”服務過程中，很可能因為以虛擬貨幣作為支付結算工具，而涉嫌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構成非法經營罪。

無論是從《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還是《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明確指出：“各金融機構和非銀行支付機構等不得直接或者間接為‘虛擬貨幣’提供賬戶開立、登記、交易、清算、結算、定價、信息中介等等產品或者服務。不得接受比特幣或以比特幣作為支付結算工具；開展比特幣的儲存、托管、抵押等業務等。”

如果“礦機”服務商約定相關服務以虛擬貨幣結算，很可能涉嫌非法從事資金支付結算業務，構成非法經營罪。

非法集資

真正隱藏巨大刑事風險的是提供“算力”租賃服務的云挖礦服務。

目前市面上出現了眾多“云挖礦”的模式。云挖礦模式是通過租賃平臺提供的算力挖礦，作為一種投資方式，非常依賴虛擬貨幣在市場上的價值，如果業務中存在承諾高收益的虛擬幣回報，當虛擬貨幣價格不穩或者出現價格大跌就會產生兌付危機，很有可能涉及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目前已施行的《防范和處置非法集資條例》，已將利用虛擬貨幣吸收資金的行為列入非法集資行為處置和調查認定對象。更為嚴重的是如果“礦機”服務商沒有真正的算力提供，產不出虛擬幣，則可能涉嫌集資詐騙罪。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另外，有刑事風險的是以“挖礦”為名義的虛擬幣交易行為。其模式是利用出售/租賃算力“挖礦”，吸引投資者用人民幣或者將人民幣兌換為主流幣，購買不同等級的“算力”，挖取自己發行的虛擬幣。

此種模式往往會因為宣傳模式的不同而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或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中，往往存在投幣生息的靜態收益以及拉人頭的動態收益。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則會承諾虛擬幣的價值一直會上漲，會獲得高回報的虛擬幣。

**4總結**

綜上，在加密貨幣“挖礦”監管的升級之下，國家并不會“一刀切”的打擊所有與“挖礦”有關的活動，而本質上是打擊“挖礦”經營行為，以及利用“挖礦”為名義的虛擬幣交易行為。因此，就目前來看，“礦機”生產商銷售“礦機”設備，普通“礦工”“挖礦”并不會受到刑事方面的打擊。

真正受到監管且具有刑事風險的是“礦機”服務商，而且是包括礦機托管、礦機租賃、算力租賃在內具有規模性的挖礦企業。這些“挖礦”企業在未來很有可能因自身業務的不規范性而涉嫌非法經營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集資詐騙罪。

基于此，“礦機”服務商，在加密貨幣“挖礦”業務轉型過程中，必須建立起刑事合規的意識，利用專業的刑事法律團隊構建刑事法律風險管理機制，布置天羅地網，“防患于未然”，降低風險成本，提高抗風險能力，營造長久可持續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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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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