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T:互聯網還會變好嗎？極客精神與 Web 3

“雖然瞧不上 Web 3 的很多東西，但一個沒有人關心 Web 3 的世界更令我害怕。”

什么才是更好的互聯網？

很多人會回答：Web 3。

這個概念太火爆，躲都躲不開。可我們討論 Web 3，不應該僅是為了熱度。而是因為其中有一些真正值得探討的事情。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來幫助你了解什么是 Web 3？為什么是現在出現？以及 Web 3 面對的批評。

關于什么是 Web 3，美國加密貨幣交易所 Coinbase 在一篇文章中寫道：「Web 3 是一個利用區塊鏈技術的無信任、無許可和去中心化的互聯網。Web 3 的決定性特征是所有權。商業互聯網的第一次迭代（Web 1）對大多數用戶來說是只讀的，而 Web 2 允許用戶在集中式平臺（Twitter、Facebook、YouTube 等）上既讀又寫，Web 3 通過區塊鏈讓用戶對其內容、數據和資產擁有完全的所有權。它賦予了用戶閱讀-寫作-擁有的權力。」

這種描述并沒有錯。可是，在這種敘事下，我們在討論的 Web 3 更像是某種基于區塊鏈的新發明。但其實，Web 3 并不是憑空出現的。它背后的敘事和思想有著漫長的淵源。甚至可以說， Web 3 想要塑造的那種「互聯網」，恰恰類似于數十年前互聯網先驅們希望創造的那個互聯網。所以了解 Web 3，一定要從為什么會有現在的互聯網開始。

原本的互聯網

在今天，圍繞計算機和互聯網，有「開源運動」、「黑客精神」等思潮。先驅們認為，互聯網可以構建一個去中心化、平等、和諧、自由的社會。但是，在計算機發明之初、互聯網誕生之前，計算機技術對當時社會的意義完全不同。

計算機的早期形象并不好。畢竟，它的發展和戰爭密切相關。冷戰早期的科研人員認為，計算機很可能成為政府和大資本家的工具。他們擔心計算機很可能將被社會上最有權勢的人利用，將各種機構完全自動化。

從上世紀 50 年代末期開始，許多科學家和思想家開始反對計算機所代表的「自動化流程」。60 年代最受歡迎的反自動化主義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在他 1967 年的著作《機器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Machine）》中寫道：「有了這種大規模的新技術，那些居統治地位的少數派就能創造一種統一的、全方位的超地球結構，以達到自動化統治的目的。與積極行事的獨立人格不同，人將變成一種被動、無目的、受制于機器的動物。和技術專家如今所閘述的人的角色一樣，人的正常功能，要么純粹是滿足機器的需要，要么為保護人性缺失的集體機構的利益而受到嚴密限制和監控。」

冷戰時代的年輕??活在「核陰影」下，世界?戰隨時有可能發?。如果人每天都要思考會不會被核彈炸死，他絕對會開始反思生活的意義。而與此同時，這是?個?被強烈異化的年代，年輕人們感到自己是臃腫機構的?輪。他們的人生已經被社會規訓好了，可以一路望到底：結婚、買房、生孩子、養條狗。為了擺脫這樣平庸的生活，一些人決定與這種封閉的螺絲釘社會決裂。于是，反主流?化的「嬉??運動」開始興起。其中?些嬉??們，渴望創造?個??平等的社區。?群去中?化的?治組織同時出現。他們到遠離城市的地?創造了數千甚?上萬個公社。根據信仰、取向、性取向的不同，組成各?的?社區。當代美國作家弗雷德·特納（Fred Turner）將這群?稱為「新公社主義者」。

這些公社居民遠離城市，但這不代表他們要拋棄現代化生活。他們渴望把自己重新變回生產者、創造者，要在公社建立方便的日常環境。他們找出各式各樣的工具來建設社區。由于大量利用「工具」，他們對技術并不反感——至少，不像其他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一樣反感。不僅如此，「從零建設社區」要求高強度的協作。這也讓他們意識到：計算機自動化帶來的協作，也許正是他們需要的。如果合理利用計算機，它能從少數人控制大眾的道具，變成每個人手中的工具。

對于工具的討論開始流行。「人如何利用工具完成合適的任務」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為了更好地分享交流這些信息，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 1938-) 創辦了《全球概覽》（1968-1972）。他用類似開源軟件的方式運作這個雜志，并且公開了賬目明細。他向不同公社的人推薦各式工具，交換各類信息。比如一個 20 磅重的錘子：一位讀者說「今天我走進浴室，手里握著新買的 20 盎司重的錘子，我突然理解了《全球概覽》所謂的『工具』。我一直都以為工具是物體，是東西：螺絲刀、扳手、斧子、鋤頭。現在我明白了，工具是一個過程：用大小形狀都合適的物體，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工作。」

日本風險投資公司Mistletoe：Web3像互聯網一樣將蔓延至所有行業:金色財經報道，日本風險投資公司Mistletoe稱正在加強對加密貨幣行業的關注，認為Web3在未來將 擴散到所有行業領域，就像互聯網一樣。

Mistletoe的聯合創始人Atsushi Taira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該公司越來越希望通過風險投資來支持區塊鏈和Web3行業的未來發展。就目前加密貨幣中最重要的創新而言，Taira指出以太坊（ETH）2.0、零知識證明等擴展技術，以及即將大規模采用的NFT和基于加密貨幣的游戲（GameFi），是一些最有趣的發展。

Mistletoe由日本企業家和億萬富翁孫泰佐（軟銀首席執行官孫正義的弟弟）創立，該公司在日本和新加坡設有辦事處。[2022/6/8 4:10:25]

在同一時期，計算機開始小型化。從一個房間才能容下，變成在一張桌子上就能放下。很多公社運動的參與者開始思考計算機能否助力個人應用，進行生產創造。于是，70 年代初期出現了「個人計算機」這個詞。

關于計算機的敘事在發生變化，從被當作大機構的工具，逐漸變成了每個人利器。

1971 年六月，布蘭德準備為《全球概覽》做一個停刊派對。在派對上，他拿出兩萬美元給主持人。主持人說：這也正是《全球概覽》筆下的「工具」。隨后請大家來一起討論這筆錢應該干什么。參與者提出了五十多個方案，卻沒有達成共識。派對結束后，這筆錢剩下的部分交給了弗雷德里克·摩爾（Frederick L. Moore, 1941–1997)。1975 年春天，摩爾創辦了「家釀計算機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

「家釀計算機俱樂部」被《時代》雜志稱為「整個計算機時代的熔爐」。這個俱樂部衍生出了史蒂夫·喬布斯（1955-2011）與史蒂夫·沃茲尼亞克（1950-）所創辦的蘋果電腦。所以，1984 年的蘋果麥金塔電腦用粉碎官僚主義和實現自由作宣傳是很自然的——畢竟，喬布斯本人就受到了新公社運動主要參與者們的熏陶。

這些先驅身上追求平等、自由、賦權個人、利用工具的思想浪潮，深刻影響了互聯網的誕生。布蘭德在 1995 年的一期《時代》雜志特刊上說：「個人計算機革命和互聯網的發展直接發源于反主流文化運動」，并且「忘掉那些反戰抗議，忘掉伍德斯托克，忘掉長發吧。20 世紀 60 年代的真正遺產是計算機革命。」在這些人看來，計算機從被鎖在房間里的大型機器變成可以被個人擁有的工具，是巨大的勝利。

此刻，關于計算機的敘事徹底變了。它是屬于個體的。

所以當我們追尋各類計算機與互聯網思潮的源頭，就很容易能找到他們——一群生活在核戰爭陰影下，反感官僚體系，生活在公社中的嬉皮士，以及被他們影響的人。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重構世界的一部分，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平等，信息自由流動，每個人都能在其中實現自己的價值。這是一個去中心化、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烏托邦。人在這里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雖然這些目標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但卻成為了信息革命后歷次思潮的開端。每一次升級都號稱更加「賦權個體」，然后順便說上一次并不能讓個體從中獲益。追根溯源，它們和最原初的目標保持著思想上相當的連續性。這是一個經年的夢。

被 Web 2.0 改變的互聯網

互聯網（Web）的發明與推廣可能是個人電腦之后最有影響力的產物，也是曾經最被寄予厚望的創造。整整一代技術先驅都認為互聯網可以實現理想中的數字烏托邦。信息開始從原子世界移動到比特世界。1992 年，一位圖書管理員發明了一個詞來形容這件事：Surfing the Internet 網上沖浪。只有不停流動的信息，才能變成海浪。

然而此刻的互聯網，更像是單向度的消息來源。很少有用戶有能力建立自己的個人站。對絕大部分沒接觸過互聯網的人來說，它似乎只是另一種報紙而已。歸根結底，早年的互聯網僅僅是一小撮人的互聯網；就像是任何理想主義也沒辦法掩飾新公社主義者絕大部分都是美國中產階級白人。

互聯網模因“側眼克洛伊”NFT以74000美元的價格售出:9月26日消息，據英國廣播公司周六報道，著名的互聯網模因“側眼克洛伊”（side-eyeing Chloe）已作為NFT以約74,000美元的價格售出。該模因的描繪的場景是一個兩歲的女孩克洛伊·克萊姆 (Chloe Clem) 在聽到她的母親說去迪斯尼樂園旅行這個驚喜后，表示出不以為然的眼神。（alarabiya）[2021/9/26 17:08:06]

于是 Web 2.0 的概念被提出了：相比于被動瀏覽內容，普通的用戶也可以生產內容。人和人可以在網上進行更多的互動。我對互聯網的接觸開始于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裂前（我那時候還不理解「泡沫」這個概念）。我第一次把自己的一部分人生投射到網上是在 Web 2.0 即將到來的日子里。第一次知道 Web 2.0，還是在某本紙質雜志的一篇文章中。對我來說，這個概念是多么的天經地義且自然，它將會也注定會到來。除了在網上，躲在那個昵稱背后，誰還能嚴肅聽我一個小孩說話呢？這也是我對互聯網最初好感的來源之一。一旦這個念頭被打開了，我就開始思考為什么之前的互聯網不是這樣。

當然，我的理解還是過于淺薄的。我只想在網上和千里之外的同好交流。帶火 Web 2.0 概念的提出機構 O'Reilly Media 認為其特點是：將網絡作為應用平臺、更加民主化的網絡與更多樣化的信息分發。Y Combinator 的創始人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 1964-) 將 Web 2.0 總結為三個特點：用于交互的 Ajax 技術、更加民主和不要惡心用戶。

很明顯可以意識到，這種對普通用戶的民主化賦權本質上也是當年發明互聯網的那批人試圖做到的。但在 2.0 的時代，另一個敘事建立了：互聯網不再僅僅由個體組成，它在呼喚作為平臺的服務商。而這些服務商，最好別惡心用戶。這些平臺要為普通人建立一個創作內容的空間。

那時候沒有人認為平臺會有什么問題；相反，平臺對于普通用戶而言可能更好。互聯網民主化的基礎設施就是更加便利的互動體驗。那時互聯網產品的圣經是《Don't Make Me Think》（2000），中文翻譯叫做《點石成金：訪客至上的網頁設計秘笈》（2006）。一直到 2015 年創業浪潮起來之后，這本書還是會被推薦為創業者必讀。用戶不需要操心任何事，交給平臺就好。

別人是不小心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我們是親自召喚了魔盒里面的東西。

互聯網大平臺利用用戶數據形成網絡效應，壟斷了我們的線上生活。雖然我們使用它們的產品基本不用花錢，但有一句話說得好：「免費產品，用戶才是產品——賣給廣告商的產品。」利用數據，平臺可以更好的推送精準廣告到我們眼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操縱我們的想法。這個用戶-平臺-廣告主的關系，是我們這個年代的三角貿易。

更關鍵的是，為互聯網貢獻內容的創作者們并沒有被公正的對待。他們創造了如此多的東西，得到回報卻如此之少。創造者們仿佛二等公民：平臺自己的訴求、廣告主的要求、產品經理的需求，都比創造者們要重要。甚至一些平臺，會在協議中將用戶創作內容的歸屬「永久全球性且不可撤銷地」授權給公司。而 RSS 和 Markdown 的發明人亞倫·斯沃茨（Aaron Hillel Swartz, 1986-2013）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Web 2.0 的理想就如同 Web 1.0 發生的事一樣破滅了。平臺的確幫助用戶更輕松地上網與互動，但它們拿走的比給予的更多。互聯網早年的那些用戶就像是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平臺搶走了普羅米修斯的火還說他違反用戶協議。

用戶的數據到底是誰的？創作的內容究竟應該如何分配收益？大到不能倒的巨型平臺究竟是否合理？

這些問題，是一些最基本關于今天互聯網技術的質疑。今天對這種質疑最常見的評論為：技術是一把雙刃劍，關鍵看我們怎么用。這是混淆視聽。如果一個煎餅果子不好吃，不應該認為是食客吃的方法不對。我們需要承認，互聯網是偉大的技術，但并不是其所有的前進方向都是合適的。

動態 | 江蘇互聯網大會發布《江蘇區塊鏈產業發展報告(2019)》，加速區塊鏈應用落地:2019年9月4日，《江蘇區塊鏈產業發展報告(2019)》在江蘇互聯網大會上發布。該報告由江蘇省互聯網協會（JSIA）與南京區塊鏈產業應用協會（NBIA）主持，數十家行業協會、高校研究機構、區塊鏈相關企業聯合編寫。內容主要分為8部分，從區塊鏈基礎知識、全球區塊鏈產業現狀，逐漸深入到江蘇省區塊鏈產業產業生態現狀，詳述了區塊鏈技術在各領域的應用與當前產業發展存在的問題，并為江蘇省區塊鏈產業發展給出了建議。[2019/9/4]

如果你也關心談論這些問題，那我們就是在一起討論一個 so-called Web 3 的東西。

名為 Web 3 的新敘事

如同任何新誕生的概念一樣，這里充斥著似是而非的結論和各種各樣的奇思妙想。Web 3 可以被論述的很復雜，也可以抓住它的核心脈絡：數據、所有權和用戶的關系。

用戶的數據和他們創造的價值究竟應該被誰所有？數據所有人的身份該如何界定？如果數據被個人所有，那用數據的平臺會被誰所有？如果這個平臺也被人人擁有，他們該如何管理？用什么貨幣做結算？

這是 Web 3 試圖給出回答的問題。

Web 3 希望通過區塊鏈技術，將用戶和用戶創造的數據、內容與收益更好地綁定在一起。任何平臺只有經用戶允許才能調用他的數據，而用戶創造的內容可以與平臺分享收益；平臺本身，也可以為用戶所有。用戶、員工、投資人不光可以是利益共同體，甚至可以是一個人的不同身份。因為用戶擁有數據，在平臺之間遷移就會更加便捷。那么去中心化似乎也要比之前更加容易實現。而區塊鏈的老強項：加密貨幣，則讓這一切直接與收益掛鉤。

反對者可以說 Web 3 的具體解決方案不一定都對，但不能說 Web 3 提出的問題不重要。

不過技術帶來的社會問題不能靠另一個新技術解決。人的習慣是有惰性的。新技術必須解釋自己為什么更好，更值得被信任。Web 3 真正在做的事情，一部分和技術有關，另一部分是重建對互聯網的敘事體系。Web 3 的布道者們可能自己都沒意識到，他們宣揚的從來都不是技術——而是「為什么」要選擇這個技術。技術不能為自己說話，它必須被代表。這是關于敘事的話語體系。

今天我們不光生活在 Web 2.0 的世界里，更是生活在 Web 2.0 敘事體系下的世界里。你會不會贊同這樣的想法：創業需要保持「精益原則」，「快速迭代」，然后早日實現「網絡效應」，變成「平臺型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測量數據就可以提升數據」，每個員工都要有「產品經理思維」，認同「數據是新時代的石油」，并且「算法推薦」可以有助于內容分發？

這種被我們稱之為「互聯網思維」的敘事體系，或許不全是被 Web 2.0 發明，但都是被 Web 2.0 和它的時代所發揚光大，成為了互聯網的金科玉律。我不是說這種思維是錯的，但這套思維成為了互聯網世界不可被討論的「公理」。

沒有創始人會和投資人說自己不想要「網絡效應」、沒有開發會不推崇「快速迭代」更沒有任何人會質疑數據的重要性。這套敘事就像是互聯網的思想鋼印。一些人會說用戶成為了大平臺的奴隸，不過正如魯迅當年所說：奴隸和奴隸主都是不自由的。

直到這套由 Web 2.0 所發揚光大的敘事出現了裂痕。Web 3 就像是佩里的黑船，給 Web 2.0 的世界打開了一個港口。它逼著所有已經習慣了 Web 2.0 敘事的人，反思自己的習慣究竟是否正確。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習慣的事情都需要被重新審視。

互聯網必須追求網絡效應嗎？

互聯網公司只有成為平臺型或者投靠某個平臺兩個出路嗎？

用戶對產品只能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嗎？

越多的數據越好，但這是對平臺好還是對用戶好？

在 Web 2.0 敘事斷裂處，互聯網的新思想開始涌現。通過再次審視我們習以為常的概念，對互聯網的想象力正在復蘇。Web 3 語境下的敘事正是它對 Web 2.0 的革命。甚至用 Web 3 而非 Web 3.0 本身就是一種敘事：Web 3 不是 Web 2.0 平臺的升級版，它應該是什么不同的事情。

動態 | 杭州互聯網法院首創“5G+區塊鏈”涉網執行新模式:據浙江之聲6月20日消息，6月20日，杭州互聯網法院融合多項黑科技，首創“5G+區塊鏈”的涉網執行新模式。執行法官可以通過手中的5G區塊鏈執法記錄儀，呈現高清實況，毫秒級存取證，將執行現場信息高效交互至指揮中心。[2019/6/20]

Web 3 并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它更是一個由思想和技術共同組成的大問題。我們關心的應該是分布式存儲、NFT、去中心化，還是我們如何獲得一個更好的互聯網？前者是技術問題，后者是思想問題。但和技術不一樣，由技術引發的的思考總是有相當的滯后性。很多時候只有當技術遇到問題，我們才開始真正的思考需要技術來幫助我們解決哪些問題。而技術帶來這一系列問題中，我們選擇解決哪一個、先不解決哪一個的這種價值排序，本身就是一個思想問題。技術會帶來思想的變革，思想的變革又會反過來推動技術的進步，這是一個循環，在歷史中有很多例子。

參照物：版權的緣起

技術帶來的問題往往不能僅依靠技術的進步來解決。技術需要與思想一起變化，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這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出現。比如說經常和 Web 3 放在一起討論的版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版權就是由印刷技術進步后所推動的思想變革而產生的，這場變革的結果是「作者」成為了職業，「內容創造」得到了保護。

或許是因為版權這個概念太常見了，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現代性的概念。換句話說，這是人類進入近代之后才開始逐漸產生的概念。

現代意義上的版權制度，起源于英國。在古登堡印刷術（1440）大規模在歐洲普及之前，書籍一般以手稿的形式存在。手稿的所有者有權利授權他人對手稿進行復制。這種權利和現代版權的核心區別為：版權是對內容的權利，而手稿復制權是針對實體手稿的權利。也就意味著手稿的原作者是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稿被誰所擁有。

古登堡印刷術被發明后，書從少數人手中的手稿，變成了可以大規模批量生產的復制品。而這種生產的成本，自然要比手抄一本書大的多。出版商在生產之前需要確認可以收回成本，所以就需要一些權利來對它們進行保護。在印刷技術剛剛普及的年代，出版領域的討論大多圍繞著關于管制制度與壟斷印刷技術的特許權。這些出版商就像是現在的互聯網大平臺一樣，靠著并非自己所創造的內容來掙錢。就像是 YouTube 會認為播放蘇聯國歌是侵權，一些出版商甚至想永久性壟斷已去世百年之人的作品。

現代企業壟斷數據，那時英國出版商們組成出版公會試圖壟斷圖書貿易。出版公會倡導版權的目的在于保護自己。所以這一階段的版權法律始終基于保護出版商出版作品的權利，而非保護作品本身。這里沒有作者的事情。出版公會在商業上的壟斷引起了更多的討論；而隨著自由主義的興起，「作者」的概念也開始發生變化。事實上推動版權制度變革的關鍵人物之一是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他被普遍認為是自由主義之父。

在 1693 年，洛克便開始撰文反對他口中的那些「無知、懶惰的出版商」對于圖書貿易的壟斷；同時，他也反對從印刷技術普及之后英國產生的出版管制制度。很多參與討論的人，本身就是作者。同樣為這一陣營提供理論基礎的人還有《魯濱遜漂流記》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和《失樂園》與《論出版自由》的作者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創造文字的人，開始試圖奪回屬于自己的權利。

在洛克的敘事中，「一個人所從事的勞動和他利用雙手所創造的成果，我們可以說，都正當地應屬于他自己。因此，只要他使任何東西脫離了大自然所安排的、這些東西原來所處的狀態，就意味著他已經融入了自己的勞動，在這些東西里摻進了他自己所有的某些東西，因而使之成為他的財產。」

在他們的討論下，從自由主義理論中誕生出了「基于作者勞動而產生了財產權」的理念。作者的重要性被逐漸提高。笛福撰文發問：「為什么我們有制裁房屋毀損者、公路強盜、扒手、強奸婦女者以及所有公開作奸犯科者的法律，卻沒有保護作者的法律？」他呼吁英國國會立法，保證作者的財產權。

最近互聯網出現新型騙局，通過販賣不存在的GRAM數字貨幣來欺騙用戶:最近互聯網上出現了一種騙子，他們販賣虛假的Telegram的數字貨幣，并試圖通過提供一個不存在的Telegram的 GRAM數字貨幣來欺騙互聯網用戶。這是Telegraph-blog中報道的“杜羅夫的代碼”。[2018/1/16]

諷刺的是，試圖完全壟斷市場實在是太難了（Meta 可能也同意）。倫敦出版公會的出版商們，面對蘇格蘭出版商的盜版經常束手無策。結果出版商發現支持作者的版權制度有助于阻止盜版。在商業利益的驅動下，他們開始與作者一道為保護屬于作者的版權進行呼吁。

1710 年，《安妮女王法令》得到皇室同意開始實行。這是第一部保護作者著作權的法令。這意味著法律意義上的版權是「作者的版權」，而不是「出版商的版權」。傳遞思想的人不需要知道書是怎么被印出來的。版權制度也從管制制度中開始分離出來，成為一種財產權。寫書可以獲得更好的收入后，作者成為了一種職業身份。對權利的保護讓人們可以開始專職從事寫作。今天，我們認為在網上做全職內容和寫書是不同的職業。它們之間可能沒有想象的那么多不同。

但《安妮女王法令》僅僅是現代版權制度的開始。它留下了很多在當時懸而未決的問題：版權是否應該是永久的？翻譯作品的版權如何界定？如何區分獨創性？這些問題又讓英國的作者和出版商們討論了幾十年，直到十八世紀末才逐漸理清頭緒。不過版權的討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一直持續到了現在。我們今天依然會抱怨大公司大平臺用我們的內容打廣告卻不分給我們一分錢。

由此我們需要意識到，「版權不是超越俗世的道德理念，而是印刷技術、市場經濟和以占有性個人主義為特征的經典自由主義文化共同制造的現代產物。」今天，我們不知道在古登堡心中，印刷技術本身和《古登堡圣經》(1454-1455) 哪個才是他最重要的創造——技術和籍由技術傳遞的思想總是交織在一起。但我們可以確定，古登堡絕對想不到印刷技術出現后接連出現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還有啟蒙時代的到來；也不可能想象得到幾百年后出現的現代版權制度。技術總是在無意中推動思想的變革。

飛躍式技術進步引發人類思想的大幅度轉變，并不是僅僅出現在印刷技術上的個例。技術變革與思想革命的循環就是人類社會的近代史。

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封建制度逐漸消失，資本主義興起。舊的階級褪去，新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開始出現分化。而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出現在了他應該出現的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更多思想涌現。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提前預告「重估一切價值」變成了上個世紀人類社會思想的主要討論方向。

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兩次工業革命的間隔并不長。但卻讓全世界感覺「換了人間」。

對現代人來說，世界縮小、快放了。人不再是創造者，而僅僅是流水線上的齒輪；人，不再是衡量萬物的標尺，流水線丈量著世界萬物的生產進度；人也在追求道德、美學、宗教的價值理性之外，確立了馬克斯·韋伯 (Maximilian Weber, 1864-1920）口中的追求目標、成功和效率的「工具理性」。

崇尚工業、世俗與理性，這就是我們的現代性社會。它是今天所有能讀到這篇文章讀者的日常生活。技術變革的火焰必將點燃思想革命的引線。而這個引線究竟會引爆什么？恐怕就不是創造技術的人能想象、能控制的。

那么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又會帶來什么呢？在今天，我們對計算機與互聯網所帶來的思想變化更多集中在精益創業、快速迭代、網絡效應等相對偏技術實操層面的思路。這類思想變化更適合被寫進商業教科書而不是思想史中。

但這只會是暫時的，正如古登堡思考如何印刷更好圣經時已注定會帶來的宗教改革；信息革命的第一個齒輪已經被技術轉動了，現在的問題是它將驅動什么樣的思想引擎呢？Web 3 帶來的敘事體系變革可能是回答這個問題的一個答案。

但這不代表 Web 3 這個新敘事體系下的所有內容都是對的。

Web 3 批評

我 100% 贊同 Web 3 布道者們的愿景，但需要潑一點冷水：技術變化帶來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技術的更新去解決。認為既然平臺所有數據導致了問題，那把數據讓個人所有就可以解決問題。如果靠新技術就能解決舊技術帶來的問題，是對技術萬能論的迷信。

因為中心化有問題，所以我們需要去中心化的互聯網。

平臺擁有數據有問題，所以我們就需要個人擁有數據。

大平臺欺負創作者的利益，那我們就讓創作者直接擁有平臺的管理權。

傳統上，我們稱這種解決方案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Web 2.0 不也是這么想的？既然用戶互動難，那我們就做成易用的平臺不就好了。結果我們得到了什么？

其次，技術的進步不等于思想上的進步。假設今天全人類都開電動車，但對環境的理解還停留在 18 世紀。那談任何環保都是天方夜譚。使用先進的技術不等于擁有進步的思想。把互聯網交給一個封建領主，他可能只想上網查查怎么多收地租。技術甚至可能讓我們的思維更加封閉。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通過調查發現美國大選期間極右翼錯誤信息在 Facebook 上橫行。算法的進步將人們「喂養」在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內容的回音室里：美國鐵銹帶工人相信沈陽鐵西區老王是導致他美國夢破滅的罪魁禍首。

讓用戶在區塊鏈上擁有內容，如何解決算法導致的網絡極端化問題？Web 3 項目對社區有著熱烈的信仰，但社區并不是一個褒義詞，它是一個中性詞。如果說 Web 3 的項目可以通過加密貨幣更輕松地獲得社區的資金支持，那極端社區有著更死忠的支持者，可能募資速度還比正常社區還要更快。這里有一個悖論：如果一個明顯錯誤的謠言在大規模的傳播，社區的管理者們該怎么做？放任自流，只會加強極端化效應；可如果一封了之，那和之前的平臺型大公司區別何在？

這不是一個玩笑話：有一群人相信地球是平的，政府機構修改了衛星影像來欺騙我們。中世紀之后原本已經沒有多少人相信的偽科學地平論，在互聯網的加持下搖身一變重新復活。

我們不能一方面認為數據、去中心化等幾個問題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又無視互聯網帶來的其他問題。在一個敘事體系中，選擇不討論什么和主動討論什么一樣重要。而令人憂心的是，目前 Web 3 的敘事體系下金融屬性過強。任何發展方向都會變成 xxFi——SocialFi、GameFi、DeFi...... 一切都可以被 +（金融）Finance。新技術的推動的確需要錢，但是不是一切都要完全被金融化，就要看在你的哲學里金融是潤滑劑還是 Gas（燃料）。郁金香也好看，但如何評價郁金香 Fi？在這種過于偏向同一個方向的討論，讓 Web 3 有時候看起來更像是打了補丁的 Web 2.1。

用去中心化舉一個例子，人類所有的技術革命都只關注一件事：效率。生產的效率、移動的效率、計算的效率。甚至在非技術革命上，效率也總起到關鍵作用。在分析法國大革命的時，托克維爾認為財政效率的問題是導致革命的重要因素。

那如果我們選擇了效率，就不能贊美「看人家這工匠精神，一把刀做一年，比流水線生產更有靈魂」。這種贊美是沒用的，因為我們選擇了效率。互聯網解決了信息流動的效率，而中心化最擅長效率。中心化最擅長效率它都無關乎于線上線下。小區門口的溫情脈脈的夫妻店拼不過樓下 24 小時便利店；充滿煙火氣的蒼蠅館子在掙錢這件事上要讓位給預制菜工廠和中央廚房——甚至連燒烤，都能用電烤 + 冷鏈配送給中心化了。除了沒用區塊鏈之外長毛象和 Wordpress 難道不夠作為去中心化的代表嗎？但也比不過推特和 Medium 啊。無他，效率高就是王道。

另外一個問題是 Web 3 雖然倡導開源，但目前絕大部分所謂的分布式應用還是和傳統 App 一樣被封裝的。使用者并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運行邏輯。有多少人真正研究過以太坊的原理呢？在前區塊鏈時代的 OpenSSL 也開源，在它出問題前有幾個人真正仔細看過代碼？那么在金融屬性的加持下，一些信徒對 Web 3 的信心與泡沫時期的股民構成了相似性。

手持 iPhone 的人談論去中心化、主要收入依靠快進快出各種加密貨幣的玩家宣稱這是自己信仰時，一幅將一切貨幣化的晚期資本主義圖景展現開來了。關于 Web 3 的討論說的如此之多，可有意義的信息卻如此之少。Web 3 道路千萬條，掙錢第一條。

伴隨而來的是線下身份模糊的人在虛擬聊天室里高呼「All in Crypto/Web 3」。雖然還在根據自己的物理位置說 GM/GN（早安 / 晚安），但在他們口中，線下是不重要的。在未來一切都會上鏈，我們甚至可以活在元宇宙里。沒有脫離了互聯網的現實世界，也沒有脫離了現實世界的互聯網。線上線下可以更加融合，但認為 Web 3 可以和現實世界做切割，這不過是虛幻的理想鄉。現實世界的問題終將會映射在線上的世界里，甚至變本加厲。我們需要對此做好準備。

如果說互聯網和計算機誕生的時候恰逢全球左翼運動的高峰，社會整體氛圍傾向賦權個體；而這兩個技術在早年的自由也來自于除了愛好者們之外，沒有怎么被大企業和政府盯上。可 Web 3 上來就是就在資本、巨頭和政府的關注之下，如何讓他們真心實意地接受新的規則？

技術的進步當然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解決問題的手段，不過每次都相信技術可以解決所有問題，就像是重復在同一條河里淹死。歷次個人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的升級有很多理由是類似的。宗教上的原教旨主義被人詬病，可當人們喊著「讓我們恢復互聯網最早的理想！這些年路走錯了！」時卻沒有人認為這有問題。歷史跳著押韻的舞蹈。

技術需要思想的變化才能帶來更根本性變革。在以太坊聯合創始人 Gavin Wood 那篇廣泛被認為是 Web 3 開端的出色文章《Why We Need Web 3.0》中，他說「集中化在社會上是無法長期維持的，而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又太差」。這是很棒的一篇文章，但我想多說的一點是：Gavin 口中有點笨拙的政府，也就是主權國家的現代政府，不是靠一兩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它的基石是《社會契約論》、《政府論》、《資本論》、《聯邦黨人文集》等思想。洋務運動說明了技術帶來的革命不能脫離思想而存在。那么如果作為革命性技術的互聯網，由它帶來屬于這個時代的思想是否已經準備好了呢？我們可以再重復一次：在 Web 2.0 敘事斷裂處，互聯網的新思想呈現。

不嫌啰嗦：技術變化帶來的問題不能僅僅依靠技術的更新去解決。它還需要思想的變化。

在還有很多人認為「我是 nobody，隱私不重要」的輿論環境中，Web 3 沒有辦法實現它的理想。現在同樣需要做的，就是思考哪些是三四十年后的用戶認為是常識，今天卻不見得的事情。

通過損失效率來獲得對個人數據所有權確權、去中心化等概念的接受，一定程度上違反了人的本能。但這是現實的。如果想讓所有人違反本能，那就需要思想的變革。就好像美國鍍金年代的資本家們認為壟斷是他們的權利，但今天不會有人認同他們的想法。壟斷掙錢的效率更高，但我們的社會拒絕這種效率。

最后，我們應該關心互聯網如何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不論是 Web 2.0 還是 Web 3 的世界，用戶的追求都是更多的點贊、更多的轉發和更多的粉絲。作為個體的目標就僅僅是追求成為一個 KOL 嗎？一個更好的互聯網，不光要靠思考，也要靠自我的實踐。看交規學不會開車，讀我這篇文章不等于建立更好的互聯網。

面對 Web 3，表面上看起來有兩個選擇：成為旁觀者或者參與者。但實際上真正選擇的只有一個，主動或被動成為參與者。因為要不然把互聯網變得更好，要不然繼續看著互聯網在現在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從沒有一個選項是置身事外。歷史從不給旁觀者留下位置，我們都與歷史共同搖擺。

在一切剛剛開始的此刻，最需要做的是拒絕二元對立：Web 3 的擁躉不能用「不懂」來形容所有反對者；不屑一顧的人也要意識到 Web 3 的確在試圖解決一些問題。拉黑一個人不等于解決一個問題。

理想的互聯網是從來不存在的。但人是執著的物種，有著對追求理想未來的堅持之心。盡管我們心中「理想互聯網」可能不過是幻影，但幻影要比現實更強大。理想的幻影是我們面對現實裂痕的武器。揮舞這把武器的方法，就是將對互聯網的理想真正地納入自己的內心，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當我們舉起武器的時候，便是互聯網建設者們最光輝的時刻。

這是本文作者關于互聯網與 Web 3 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接下來我將會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探討互聯網的問題。歡迎持續關注。

如果你認為本文有些許價值，感謝謝軼軒、Dizzarz 和王可達對本文的幫助；如果你認為這段文字毫無價值，浪費了你的時間，那么一切批評都由作者承擔（這里不需要去中心化）。

作者介紹：Web 3 說要保護創作者，我尋思我就是 Web 3 想要保護的那種創作者。@Hanyangwang Open DM 《晚點聊LateTalk》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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