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T:颯姐團隊：鑄造、銷售NFT 有無法律風險？

有行內朋友留言，詢問單純鑄造NFT，有無法律風險？就這一問題，我們合并到NFT交易服務平臺的法律風險里來，一起為大家解答。單純鑄造NFT的行為實質上是一種“中立技術行為”原本沒有規范上的意義，但是鑒于NFT具有某種金融屬性，易被利用，因此，還是需要特別注意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之間的糾葛。今天文章由團隊李胥博士執筆，文風偏學術，如有理解上的任何問題，可在文末留言給颯姐，我們及時為諸位解答。

一、NFT平臺供應與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在法益保護的嚴苛化和前置化的立法指導精神下，限縮中立幫助行為的出罪空間，將幫助行為予以正犯化，是刑法積極預防功能的體現，也是對過往司法解釋的一種確認。在這一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第287條之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主要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介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清算等行為。就犯罪主體來說，該罪為一般主體，既可以是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也可以是單位。就犯罪的主觀方面來說，該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明知自己為他人實施的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就犯罪客觀方面來說，該罪成立要求行為人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情況下，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介入、服務器托管、網絡存儲、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或者提供廣告推廣、支付結算等幫助，情節嚴重。

報告：加密貨幣捐款在十年內超過100億美元:金色財經報道，根據 The Giving Block 報告顯示，加密慈善項目預測在 2027 年 8 月其可能超過 10 億美元，2031 年 6 月達到 50 億美元，2032 年 11 月突破 100 億美元大關。慈善項目還強調了捐贈中使用最多的加密貨幣和年度最大的加密貨幣捐贈。其中 USDC?占 44%，而?ETH?占 24%，BTC 占捐贈的 17%。

除了平臺關于加密貨幣捐贈的數據外，The Giving Block 還根據其對潛在比特幣捐贈的分析做出了預測。該平臺預測，BTC 可能在 2026 年 9 月達到 10 萬美元，并在 2029 年 10 月達到 25 萬美元。[2023/3/30 13:35:38]

（二）NFT平臺供應的涉罪風險

NFT尚為一種新興技術，盡管該技術的市場前景廣闊，但從現階段司法實踐來看，我國尚不存在涉及NFT技術的案件。基于此，對NFT平臺供應涉罪風險的研判，主要是基于該技術的技術特征和應用場域而對未來可能存在的刑事風險進行預測。整體來看，NFT平臺供應可能涉及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情況，包括以下幾種：

IoTeX DAO以97%的票數贊成添加Ether Liquid Staking衍生品:金色財經報道，物聯網區塊鏈平臺IoTeX的治理社區投票支持以太坊衍生品抵押，97% 的代幣持有者支持此舉。約 1.41 億個 IOTX 被質押以支持網絡的第 13 次改進提案 (IIP-13)，該提案提高了 IOTX 質押比率，通過擴大驗證者或處理交易和維護區塊鏈的實體的數量來增強網絡安全性。該提案還建議在本地添加支持，將質押桶（staking?buckets）表示為不可替代的代幣(NFT)，以便流動性質押協議可以通過智能合約管理其質押。[2023/3/21 13:17:47]

1.NFT平臺供應可能存在幫助詐騙活動的行為。現階段NFT技術主要應用于藝術品、奢侈品拍賣領域，但基于NFT虛擬交易的特性，投資者對鏈上商品的真偽、NFT項目方的資質存在很多認知障礙。而犯罪行為人也可能利用NFT的這一特性進行詐騙活動。例如，行為人可能將假冒的名家名作作為“真跡”上鏈競拍，進而賺取違法收益。再如，行為人可能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與他人簽訂智能合約，在投資人給付錢款后逃匿。在這些情況下，作為促進買方與賣方之間交易的NFT平臺，可能存在為詐騙活動提供技術支持的情況。

Infinity Exchange完成420萬美元種子輪融資，GSR等參投:9月14日消息，Infinity Exchange宣布完成 420 萬美元種子輪融資，GSR、Coin Merge Strategy、C2 Ventures、Flow Traders、block 0、Mentha Partners 等參投。

Infinity Exchange 由前摩根士丹利高管 Kevin lepose 領導，其團隊由由華爾街金融工程師、交易員、量化專家和技術專家組成，旨在促進傳統機構對 DeFi 的采用。[2022/9/14 6:56:24]

2.NFT平臺供應可能存在幫助洗錢活動的行為。自NFT出圈以來，因其價格透明、真偽明確、易“運輸”等特征，其拍品的溢價令圈內外咋舌。由于NFT拍品的交易多通過虛擬貨幣進行，在未來各類NFT拍賣中，可能有不法分子利用其高溢價的現狀作為洗錢渠道，將贓款轉化為虛擬貨幣，并將其用以購買NFT藝術品。而此時，NFT平臺供應則可能為洗錢犯罪提供技術、支付結算等方面的幫助。

3. NFT平臺可能為網絡恐怖活動、賭博等犯罪活動提供融資平臺。NFT鑄造的便宜性和拍品的高溢價性，使其可能受到犯罪行為人的青睞。行為人可能通過鑄造NFT，串通拍賣，提高競價等方式，為之后的犯罪活動準備資金。行為人也可能通過在平臺鑄造多個NFT，構建犯罪資金傳輸渠道，以鏈上商品拍賣的假象，掩蓋其為犯罪活動提供資金或為非法資金進行轉賬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NFT平臺可能為犯罪融資和資產傳輸提供技術支持和支付結算幫助。

SEC和CFTC希望幫助為對沖基金建立新的加密報告制度:金色財經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正在就將數字資產納入對沖基金報告制度的提議征求公眾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出了一些關于如何定義和分類不同數字資產的核心問題。

當前的PF表格根本沒有提及數字資產。這兩個監管機構同意了一項聯合提案，在 8 月初增加數字資產報告。征求意見稿解釋道，該提案將為數字資產添加一個新的子資產類別，并定義’數字資產’一詞。據悉，評論期于10月11日結束。?[2022/9/2 13:03:32]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實務認定

為幫助NFT供應平臺對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進行風險防控，通過實證方式考察該罪在實務過程中的認定模式是極為必要的。為此，筆者以信息網絡犯罪活動較為頻繁的浙江省為考察對象，對司法實踐中有關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司法認定進行探析。

（一）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整體態勢

1.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認定的案件數量呈上升趨勢

截至2021年7月5日，以“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進行檢索，共搜索到浙江省的相關裁判523個。2016年以來，浙江省以“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認定的案件數量呈逐年增長態勢，具體如圖所示：

英國財政部長Rishi Sunak辭職，曾希望將英國打造成加密貨幣中心:7月6日消息，英國財政部長Rishi Sunak周二宣布辭去該職務。據悉，Sunak曾希望將英國打造成一個加密貨幣中心，并在4月份制定了一系列財政部計劃以推動此事，包括計劃讓英國皇家鑄幣廠創建NFT并在夏季發行。

此前5月份消息，Rishi Sunak表示，在政府計劃將英國打造為加密貨幣中心之際，不要過快地將加密市場納入管轄范圍。（CoinDesk）[2022/7/6 1:54:00]

2.幫助行為類型較為集中

在筆者隨機抽取的2020年100例以“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定罪的案件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他人提供銀行卡、對公賬戶、資金轉移通道、支付平臺等支付結算幫助的共82例；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他人提供技術支持（具體包括提供微信解封服務、網站搭建、介入運用、軟件開發與服務提供、通訊技術支持等）的案件共13例；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為他人提供其他方面幫助（如業務招攬、廣告宣傳等）的案件共5例。

（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具體問題認定

1.“明知”的認定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成立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從筆者抽取的100例以“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犯罪”定罪的案件來看，實踐中，法官對“明知”的認定呈以下特點：

（1）對“明知”的認定較為嚴格

在筆者抽取的100例案件中，有98例案件為法官基于被告人供述對“明知”的情況加以認定，只有2例案件，法官基于被告人在機關多次凍結賬號的情況下，仍積極參與平臺支付結算工作等客觀情況，對其主觀明知進行推定。在所有案件中，法官對“明知”的認定均有證人證言、交易流水等其他證據加以佐證。

（2）“明知”的程度和內容較為寬泛

一方面，“明知”既包括“確知”，也包括“明知可能”。從100例案件的裁判情況來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成立并不以“確知”為限，行為人只是模糊的知道，或根據業務經驗、對方信息等可以合理懷疑接受服務方可能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情況下，也可以認定為“明知”。另一方面，“明知”不以明確知道對方實施的行為為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為限。從100例案件的裁判情況來看，只要行為人了解對方利用其提供的服務進行具有違法性和社會危害性的活動即滿足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成立對“明知”的要求。行為人對對方行為是否滿足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缺乏明確認識，并不影響“明知”的認定。

（3）網絡服務的合法性可能影響“明知”的認定

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辦理的一起案件中，行為人違法從事倒賣模擬期貨、股票、外匯軟件的業務，后其提供的軟件被用于詐騙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并沒有對行為人的主觀狀態進行深入考察，而是推定其對“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的情況已經明知。

2.“情節嚴重”的認定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出臺前，情節嚴重的追訴標準較為混亂，法官難以準確把握尺度，導致實踐中情節嚴重標準任意化。但在該解釋出臺后，“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已經比較清晰。具體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為三個以上對象提供幫助的；

（2）支付結算金額二十萬元以上的；

（3）以投放廣告等方式提供資金五萬元以上的；

（4）違法所得一萬元以上的；

（5）二年內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網絡、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危害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受過行政處罰，又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的；

（6）被幫助對象實施的犯罪造成嚴重后果的；

（7）其他情節嚴重的情形。

三、NFT平臺供應的風險規避

一般來說，不同類型的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犯罪風險的注意義務應有所不同。但現階段，我國并沒有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類型列舉建構不同類別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作為義務。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網絡服務提供者的NFT供應平臺，應盡可能收緊監管體系，以防止出現不必要的刑事合規風險。

1.充分了解自己的用戶情況，做好KYC，在確保數據合規的前提下，進行用戶實名驗證，保存有關用戶資料和交易記錄。

2.參照國內金融機構與類金融機構的反洗錢法律規定自我規范。

3.購買反洗錢監測系統，對平臺業務進行實時監控，拒絕為有高洗錢風險的客戶提供服務。

4.落實主體審核和信息公示義務，特別是平臺經營者和平臺內經營者主體身份和經營許可信息的入駐核驗和定期更新義務。強化平臺協議規則中有關進入退出平臺服務、商品服務質量保障、商品服務合法性規范、消費者權益保障等規定，列明禁限售商品信息清單和禁限售商品信息。

5.加強上鏈商品權屬、內容審查，防止上鏈商品權屬存疑，商品內容存在賭博網站推廣、穢、非法集資等違法內容。

6.加強平臺運營規范性，保證平臺運營內容不違反現行法律規定。

寫在最后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監管責任。伴隨著實踐中以幫助信息網絡活動罪定罪的案件數量不斷增加，NFT平臺也應未雨綢繆，完善自身的監管體系，將涉罪風險控制在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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